人学基本知识文库：牛僧孺.docVIP

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牛僧孺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牛僧孺”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牛僧孺 【生卒】：779—847【介绍】： 唐代政治家，思想家。 字思黯。 鹑觚(今甘肃泾川)人。 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 进士擢第，登贤良方正制科。 言直不避宰相，释褐伊阙尉，迁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等。 元和(806—820)中，改都官，知台杂，不久换考功员外郎，充集贤直学士。 唐穆宗即位。 改御史中丞，整饬州府刑狱，内外肃然。 后又拜户部侍郎，以本官同平章事。 某家犯事，中使从其家搜出行贿名单，唯牛氏名下曰未受，穆宗甚喜，以之为相。 敬宗即位，加中书侍郎等，进封郡公。 宝历中(825)，大臣朋比为奸，牛氏不奈群小，数次拜章求罢，乃以检校礼部尚书，武昌军节度等。 大和三年(829)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主张与吐蕃修好。 牛氏素与李德裕不和，史称“牛李党争”。 李氏党盛，牛氏遂请退。 后又嫌处重藩，求归散地，不允。 拜东都(洛阳)留守等。 开成三年(838)，征拜左仆射，牛氏不得已入朝，托以足疾，不与同僚往来，又不见上。 武宗即位，检校左仆射，淮南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会昌二年(842)，李德裕用事，罢牛氏兵权，征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师。 因牵累刘稹被诛案，被贬循州长史。 宣宗立，还为太子少师，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贞，亦曰文简。 牛僧孺是唐末着名政治家。 在人学思想上，他反对舍人事而征天道，强调人伦和人道的重要性。 从实际出发，他也反对所谓“余庆余殃”的观点，重视个人自身的努力。 他的“公私”之论，是他的人学思想的独到之处。 牛僧儒的着作，《全唐文》有辑。 (1)兴衰由人 牛僧孺的天人之论反对舍人而征天，主张以人道辅天道。 他认为人道迩而天道远，如“舍人事，征天道，弃迩求远，无裨于教者也。” 照他看来，如国家统治者弃人事而征天道，相信天命，这不仅与政教无益，而亡国也就不远了。 他说：“帝王不务为政，而务称天命，虽欲不亡，其亡固翘足而俟矣。” 这就是说，务人事者兴，靠天命者亡。 为政者舍强国富人而别求富人之道，“则愦愦然无指归矣”。 在他看来，采取借天道以助人伦的做法，犹恐被看作是有失偏颇，况且舍人事，征天道，弃近而求远，便更是无益于教化了。 天所给于人间的并无亲疏之别。 所以，从人这方面讲，以道承天，天就不会坏人事，如以乱承天，就别指望天的支持。 因此，“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即不能靠天是否支持，而是靠人的帮助。 在天人关系中，牛僧孺强调人的重要，具有鲜明的无 神论色彩。 (2)殃庆皆服于身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论。 牛僧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积善”“积恶”之说没有任何根据，实际情况应该是“善恶之积俱无余也”。 这是说，善人的子孙也可能行恶，恶人的子孙也可能行善，他们所得的庆殃的果报实际上是自己本身行为的结果，并不是从祖先那里遗留下来的，如果庆殃必由祖先延及子孙，这是荒谬的说法。 在他看来，庆不必加于善人，殃亦不必加于恶人，况且是“余庆”和“余映”呢?当然余庆余殃之说是在劝人为善去恶，但这会使善人之子孙恃庆而怠于善，恶人之子孙恣恶而俟其殃。 父母不能影响子女，兄亦不能影响弟，善恶总在各自为之。 从理论上讲，善为天下好之，是常道；恶为天下恶之，亦是常道。 因此，善恶便不能从其它地方转移而为。 所以，牛氏断言，“予因谓殃庆皆服于身也，不复乎子孙也”。 牛氏又断定，善必庆而贵，恶必殃而贱，但这种贵贱，是以道为准则的评断，而并不是功利意义上的贵贱。 这也是对“余庆余殃”的一种否定。 牛僧孺的“善恶无余论”和“殃庆皆服于身”的观点有力地反对了阴骘果报说，同时也否定了天能赏善罚恶的天命论，在人学理论中，强调了自身行为的重要性。 (3)论公私 牛僧孺专门论述了公和私的问题。 牛氏首先区分了小人与圣人之私的不同。 小人之私，不过是牟于利处于逸而已；圣人之私却是必公其身以利于人，不私一身而使天人私之。 他举例道，贤君良臣，以天下为私，以己身为公，故天下之人皆私而亲之。 暗君愚臣，以大下为公而以己身为私，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疏之。 疏远者愈多，暗君之天下则速亡；亲之者愈多，贤君之天下则日昌。 “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 圣人之私，因不自知其私，实则是无私，是真正的公。 但牛氏也认为，圣贤并非一定要公其身，因私在其中，故不得不公；天下也并非一定要私于圣贤一人，因公在其中，故不得不私。 并不是圣贤无私，而是比之于亡国之君，亡家之臣，圣贤更能明了得私之道，明了真正的公与私是什么。 牛僧孺的公私之论，不过是利与义的另一种提法。 由于他的立论新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思想家对公与私、义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