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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性剖析-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生成与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收编或同化意识的外在显现。从少数民族文学提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是我们党以及各族文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历史观、文学观来对待少数民族文学,并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而逐渐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在我国文学事业上的具体应用。在这一话语逻辑规约之内，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很难有自身的话语系统或言说方式，只能被动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场域内的自我言说。新时期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才拥有了身份的合法性和阐释自身特性的话语系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开始积极寻求适应少数民族文学特性的话语言说方式，逐渐敞亮出少数民族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诸多非规约性特征，有效介入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构与确立，也使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 的文学形态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多民族文学史观及其相关问题的延展，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构成已成学界共识。 　　问题吊诡的是，当前，针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之声愈演愈烈这一现实又迫使我们不得不为此作出必要的审视与警醒，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还是少数民族作家，都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学界对自身症结的检讨及后续研究的理论准备，后者则触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不及物或与之对象相抵牾或错位问题。张承志日前在复旦大学一场名为《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的演讲让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甚为尴尬。他说：1991年《心灵史》出版后，20年的时间里我等待一个严肃的批评，站在不同的立场、拥有不同的社会知识基础和哲学思维，提出一种驳难式的促进提高的批评，但我迄今仍然没有等到。所以，他对关于《心灵史》20年来的批评并 意，现有的批评有些是情绪性的表现，有些是西方观念的翻版，这让我非常为难，因为只有有了驳难式的批评，我才会进行非常认真的讨论，这个机会我20年来没有获得。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缘何没能促进提高，如何才能避免批评成为西方观念的翻版，上述问题亟需理论的回应与批评思维的转型。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中最具症候意义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为例，予以理性剖析，无疑可以为我们走进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历史现场提供切入口，也为透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症结及其走向提供真实的历史语境。 　　一 　　根本上说，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指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一方面被看作意识形态中的富于审美特性的种类，但另一方面又渗透着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因子，与它们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在审美表现过程中审美与社会生活状况相互侵染、彼此渗透的状况。就此而言，文学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话语的建构行为，最终要以介入社会生活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而取得自身的历史定位为目的。因此，文学的公共性表现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文学表述特定的文化观念（意识），这些观念（意识）对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构建社会公共文化体系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二是文学蕴藏着特定的文学或审美价值，这些文学或审美价值对文学史书写具有补充或完善功能。即使那些个人力比多的叙事也被詹姆逊看作是一种民族寓言；即使各民族文学间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也具有典型的地方性知识特征。不过，各民族文学间的差异性恰是其参与公共性建构的文化资本。如阿伦特经典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公共性的重要特点是差异和共在的统一。因为，共在于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立场和视野是千差万别的，并不需要完全变得千篇一律才能共处于公共世界。相反，差异性的消除必然导致公共世界的极权化，亦即公共世界的消亡。诸行动者个体的同时在场而又保持差异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点。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的实在性要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或评判标准的。 　　其实，作为多民族一体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在实践层面参与着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承担着多民族一体国家的维系功能，呈现出典型的公共性特征。不过，在多民族一体国家这一共同体的 构架之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公共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 语境规约下却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参与构建社会公共文化体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一，随着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在各民族间的贯彻、实施，少数民族文学被纳入国家体制之内，在主流话语规范下进行着单一化的公共性写作行为，最大限度地根除民族及个体身份的在场；其二，新时期之后，由于国家民族政策和文学政策的调整，意识形态话语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