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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论纲 李如龙 一、 汉字的特点 把汉字定性为意音文字是准确的，以表义为主，兼有部分表音功能。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汉字 与汉语的语素基本重合，这便是汉字所特具的灵性——它不是单纯的语音的记录符号，而是具备了 部分的语言功能。南北中外的人可以笔谈，倘若古人复活，也可以与现代人笔谈，便是这个道理。 汉字的这种特性是数千年的历史铸成的。文字起源于表形、表义的族徽和文字画，后来与语音 发生了相应的联系, 才具备了文字的性质。 甲骨文字大量的异体字证明, 当时的汉字作为记录汉语 的符号体系还没有完全定型。在适应汉语的表达的过程中，汉字不断调整，形成了形体的系统、读 音的系统和意义的系统。三者结合起来便具备了语素的灵性。 后来，汉语有了古今南北的诸多变化，而汉字则凝成了相对的形体和结构的体制。这套形体和 体制以字义为核心，以笔形为标志, 成为脱离具体读音的、超方言的表达体系。这套书面表达体系, 在 一些场合具备了汉语的代行功能。它对于加强汉语的内聚力和统一性, 对于发挥汉语在民族融合过 程中的强力作用, 对于维护民族的统一、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提供中外文化交流的方便等方面， 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同时，在为汉语作全方位服务的过程中，汉字也形成了配套的多种系统。 例如各种字体 （篆、隶、行、楷 、草）的系统，反切注音系统，孳乳新字的造字法系统以及书法艺 术的表现系统。不仅如此，从过去到现在, 它还曾为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族语言提供过服务，形成了 标注多种民族语言的书写系统。 二、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由于这种性质，汉字对于汉语 就不仅是消极地作有形的记录，而且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之所及，不仅在结构规律 上有表现，在演变规律上也有表现。汉字和汉语这一对数千年的老伙伴，处处都表现了他们之间的 协调和默契。 由于汉字的关系，汉语形成了口头语和书面语两大表达体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汉字的繁 难和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使它与劳动群众无缘。文人们的书面语刻意追求“古雅”、“简炼”、“深 奥”。民间的口头语则显得自然、通俗、浅显。在 “两种民族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调和统一的过程中， 这两套表达系统也有过多次的撞击和长期的渗透。从总的趋势说，二者之间早期可能比较接近（例 如 《诗经》）可唱，《论语》可说）；中期明显地分道扬镳了，从汉赋与乐府诗的对立到 《汉书》与变 文的差异以及后来的 《聊斋》和 《红楼》的不同, 人们可以体会到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越来越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贡献就在于把这两个表达系统整合起来，逐渐形成崭新的现代汉语的语体。 书面语和口头语有殊异和撞击的一面，也有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一面。什么时候二者关系处于良 性的协调状态，汉语的文学语言便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几千年来汉语发展的历史经验。 由于汉字可以“望文生义”，单字与语素是大体重合的，汉语的词汇系统便有了若干显著特点。 第一, 单音词占优势。早期形成的语素大多是单音的基本词，世代相传之后至今还是常用词。 虽然从单词的数量说复音词已比单音词多，但是高频词大多是单音的，单音词在词汇用量中仍占着 优势比例。如果不是因为汉字是表意表形的, 大量同音的单音词何以能够存在? 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 词汇的孳生明显地分为文人的书面造词和大众的口语造词两大门类。例如与“爱”有关 的“爱人儿 逗人爱，爱哭，爱唱歌，爱面子”应该是口语造词，“爱慕，爱恋，爱心，爱抚”可能是 书面造词。单音词增加了新的义项，往往用语素合成的方式造出意义更加明确的双音词, 这就为汉 1 语词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如果汉字只能标音, 韦面造词是下可想像的。许多书面造词用开 了, 也逐渐进入了口语。例如“友爱、敬爱、情爱、心爱、至爱、仁爱、疼爱”。 第三, 汉语的词汇史明显地表现出从单音到复音, 从单词到词组词的发展趋势。中古以后, 语素 合成的双音词和四字格成语大量增加, 到了现代汉语则涌现了大量多音俗语, 其中不少是短语或短 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语海》就收了这类三音以上的短语十万条。大众文艺出版社的 《歇后 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