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开卷有疑》读后感.docVIP

超然世情外，深入史料中，世界微尘里 ————读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札记 刘梦扬 关键词：深入历史之中，超然于历史之外，理性分析 引语 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现象，都是不可取的。“西方中心论”行不通，“中国中心论”也一样太过简单化；不仅“外因决定论”难以普遍成立，就是“内因决定论”也同样解释不了所有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距离现实政治太近了，因而研究者太容易受自身立场、情感和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研究历史的人需要两种基本的素质并尝试着去坚持这样要求自己。一是要能深入于历史之中，二是要能超然于历史之外。 读杨奎松先生的《》，其中的许多文章远比那些打着学术名号皇皇百万言实则是东抄西凑的学术泡沫，更重视史料的甄别和新史料的采用，视野更开阔，更注重借鉴境外学人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观点先行，人云亦云地演绎一番，而是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一些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怀疑，并进行逻辑严密的分析。 深入史中，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谓要深入于历史之中，就是要能够像陈寅恪先生所讲的那段话那样，即要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要学会换位思考，即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场景之中，按照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特定身份、地位、教育、知识等所决定的立场情感背景，来具体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所谓要超然于历史之外，就是要努力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不受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甚至一国的情感立场及其意识形态的左右，尽可能用比较科学的发展的眼光，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种种恩怨与是非。 超然世情，人情练达，也是文章 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本身就存在着这种吊诡的情况。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如此来培养教育自己的国人，培养教育出来的从根子上就是对立分裂的两部分人。而这样一种历史观，又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 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这也正是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今天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传统的革命史观的解释背后，还有太多用革命史观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 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 举一个例子。在《开卷有疑》书中一上来就谈到了围绕着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人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争论，即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同情孙中山的研究者坚持这只是孙中山的一种革命策略，不表示孙不爱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则断定孙中山民族意识淡薄，事实上认为孙不那么爱国。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有问题，而根源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之中，通过换位思考的办法，设身处地地按照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问题。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读一读孙中山当年种种革命言说，几乎无一不洋溢着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的强烈情感。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革命的初衷，不过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指的是满人，“中华”指的是汉人历史上的国家，其范围在北方即以长城为界。换句话说，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回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当年所爱的“中国”，在疆域上有别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中国”。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种种作法轻易地去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换了你去做当年的孙中山，你会在后来的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做得比孙中山好吗？不可能吧。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细读历史的话，就能够发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像孙中山一样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革命的政党组织，有哪个没有过类似孙中山的认识和作法的？如果我们理解不了孙中山，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你说它的意义有多大？ 历史学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