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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以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心得体会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时代任务。健全和完善以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如何从传统中寻找力量，以史为鉴，沟通传统与现实，构筑适宜国情乡情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方法，是当下学者和治理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重拾乡约 　　在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发挥着重要作用。成文乡约始于宋，其最初不是官府颁布的法令或敕条，而是乡民自愿完成的 “约定”。乡约的出现，开启了我国乡村社会自治的历史，对维护乡里秩序、化解乡里纠纷、促进乡风醇化、教化乡民自我调节、推动乡村有效治理作出了历史贡献。 　　乡约作为基层自律和自治的产物和规范依据，虽不同于国家律法，但与律法并不冲突。它填补了律法达不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可以解释为百姓自发对乡里秩序的一种追求，并与皇权所要求的正统宗法和礼义伦理不谋而合。乡约经过明清官方认可，与当时律法作用相似，作为一种成文规范，调整乡里关系，维护乡民“教化自觉、礼仪自律、救扶自发”等自治行为，构成了当时乡村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文化共识，具有不可忽略的自治价值、德治价值及规范价值。 　　当前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期，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转折期——“三农”问题从未得到如当下这般的重视和关键投入。乡约既是一种道德教化，也是一种规范文本，更体现为一种治理范式，它所蕴含的治理理念、作用机理以及彰显的多元价值，为当前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历史养分、文化基础及制度参照，为推进自治与共治的融合，立足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塑上的德法同行提供了可能。 　　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为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建立健全有效的自治机制。这无疑为乡村自治和村民自治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指出了行动方向。村规民约的自治价值应受到更多重视。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实践历程 　　历史上，乡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逻辑上和实践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乡村自治主要来源于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的行政组织架构，国家行政治理的触角落不到乡以下，乡级及以下采用自治，即乡村自治。在我国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并行，自治主要是指乡绅自治或士绅自治，主要实践场域是皇权不及之乡里及以下。乡约则为这一自治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是国家主导的“政社合一”，这一时期农村自治组织基本处于“真空”状态。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指出“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这为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的设立及权限提供了宪法依据，同时也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空间与可能，至此翻开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篇章。 　　村民自治主要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展开的具体实践，主要涵盖两方面：一是空间，即村社；二是主体，即村民。村民自治的涵义为以村为单位，以村民为主体，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推行，是先基层实践，后理论建构。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1980年在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成立，85位村民自发组织选举村干部，成立村民委员会，订立“村规民约”，被称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简称《组织法（试行）》），于198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组织法（试行）》的颁行，标志着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群众自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的新型制度在正式制度层面的重大进步，村民自治自此步入“组织法时代”。这一阶段主要强调的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本职能，明确了村民自治机构的职能为“办理本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在原有“三个自我”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四个民主”要求。自此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和运作机理得到明确界定。 　　步入新世纪，村民自治迎来了进一步发展。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针对农村治理作出部署，推进乡政机构改革，国家行政权力进一步退出农村，自治进入新时期。201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选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