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素朴之美.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汪曾祺小说的素朴之美 内容摘要：汪曾祺小说自然、平淡，具有“素朴”之美。表现为：弱化小说的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三要素，摆脱意识形态的渗透，有“反智主义”的倾向；追求结构的随便，“随物赋形”，少心灵的营算，与技术主义相对；破除语言上的熟与巧，处理好语言的生熟关系，与语言的精致主义相对。这种去机锋重淡然的背后，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师自然造化、轻人工造作的美学趣味。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拙 素朴 “素朴”之美是“天工的、自然的、平淡的、天真的状态。”是“非知识的”，它强调“不强为，无机心，不造作，朴素而不求浮华。”[1]汪曾祺小说自然、平淡，具有“素朴”之美。这种去机锋重淡然的背后，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师自然造化、轻人工造作的美学趣味。表现为： 其一，对当时“小说”概念进行冲决，有意弱化小说的要素，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让小说回到生活本身，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八十年代初，在小说方面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规范，“规范着作家对生活的选择、理解和表现，它实际上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各种‘有意味的形式’”[2]这种规范就是一种人为的知识，它过多的运用知识企图改变世界，改变人们对小说作用的认识，甚至让小说变成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也极大地既限制作家的创作。 “素朴”之美体现着“非知识的”，这着重体现在汪曾祺对小说三要素的弱化上，他有意识地对小说进行了文学上的回归。 一是弱化情节。“我不太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真实。”[3]汪曾祺不太相信生活中的戏剧性，许多小说有人物无故事，像《詹大胖子》、《茶干》、《幽冥钟》等，即使有点故事的小说如《徙》、《岁寒三友》等，汪曾祺也把在革命现实主义那里被突出、强化的情节模式冲淡，尽量不去编织和展开各种矛盾冲突，以迎合表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要求。“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4]他用若干生活碎片，加以风俗、景观等组织小说的主干，不展开戏剧冲突和有意设置高潮，不有意渲染大起大落的情感变化，小说自然就显得平淡。 二是弱化人物塑造。“要求一个人物像一团海绵一样吸进那么多的社会内容，是很困难的。”[5]汪曾祺不对人物进行雕塑、概括、升华，不让人物成为时代的镜子，不搞典型化。只让人物与他的环境融为一体，保持生活的鲜活和质朴，人物身上不去彰显什么品质，不去附会什么观念，他的人物是按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要贴到人物来写。”[6]如《金大力》中金大力就是一个平常的老实肯干的瓦匠；《陈泥鳅》中陈泥鳅是个花钱撒满，爱喝酒赌钱，但有时偷偷周济孤寡老人的水手；《詹大胖子》中詹大胖子是校工，摇铃、剪冬青、浇花、烧水，偷着买糖来贴补生活。由于这些人物身上没有作者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强加的东西，那么人物的行为就符合他内在的逻辑，人物就显得真实、自然。 三是弱化背景。不再突出鲜明的历史感或时代感，不去传达或暗示社会的政治环境或气氛。汪曾祺不像现实主义那样看重背景的时代性，他更愿意书写那些处于“时代”之外的生活，历史的风云变化似乎在这里并未太多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汪曾祺小说多写故人往事，对于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逝的时代的事情，汪曾祺更多关注的是地方性的影响，他的家乡是水乡，记忆中的人与事就多与水相关，笔下的水乡市井则展现出一种别样情调，有点水气。“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很自然的事。”[7] 过分追求知识会破坏事物的本真状态，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汪曾祺小说对当时“小说”概念的冲决，一定程度上使小说向文学本体回归。他的小说更像谈生活，显得平淡；人物更真实、更自然。 其二，追求结构的随便，“随物赋形”，少心灵的营算，与技术主义相对。 “素朴”之美也体现了自然天全和人工技巧间的关系，它反对重机心、重权谋的技术主义，提倡放弃机心，放弃复杂的技术考量，在自然的心灵中合于自然，走向自然。这着重体现在汪曾祺对小说结构的艺术追求上。 汪曾祺不太欣赏莫泊桑、欧·亨利在结构上耍技巧，认为他们很笨拙，因为人为的痕迹很重。他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硬性规定，“平行结构、交叉结构、赞珠式结构，橘瓣式结构……我认为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8]因为生活的样式决定着小说结构的样式， 汪曾祺欣赏的是契科夫，说他好像不考虑结构，写得很轻松、随意。对于自己，也是“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9]追求苏东坡所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随便”境界。汪曾祺小说结构的特点是自然松散，“随物赋形”，即按生活的原样式去建构小说的样式。 首先，小说叙述较简单，基本上是直叙，偶有穿插。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生活一般较简单，而他又不大对生活作改动和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