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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31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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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初探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该研究的选题依据及其在文学交流史、文化交流史、译介学研究方面的意义,然后对这一研究的历史成果进行了归纳,并介绍了笔者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阐述了该研究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中日经典小说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初步构想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经典”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由此看来,“经典”是指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本,不过。“经典”也是相对的,它也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1、文学交流史的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不仅中国的诗文被视为“经典”,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先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中国的经典小说不仅被翻译、改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经济、文化地位发生转变后,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产生了“国民作家”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留日高潮,使中国近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日本经典小说的魅力,从而催生了日本经典小说的译介高潮,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更为这一高潮推波助澜。经典小说本身的魅力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文学交流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出发,整体地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传播情况,以便于更宏观地考察这一文学交流史的轨迹。
2、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不只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贸易、电子网络媒介的发达、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文学交流史的意义,还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通过考察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这一视角,透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状态,从而进一步了解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文学、文化交流的关系。
3、译介学研究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译介学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经常把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其实,译介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转换问题。而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笔者通过整体比较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力图初步探索一下译介学的一般规律,以促进学界对译介学的性质、内容、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中日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笔者将吸收前辈学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础上,重点对“三少”展开研究。
1、局部、单方研究多而整体、双方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部作品以及单方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与接受史方面,而从中日双方出发的、涉及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这就忽视了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共性。据笔者调查,单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马兴国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胡文彬著的《(红楼梦)在国外》、邱岭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鲁迅受容史》、高岛俊男著的《水浒传と日本人-江户と昭和圭と》、雄喉润著的《三国志と日本人》等,论文主要有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邢灵君《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陈凤川《大江文学在中国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都对中国四大名著等经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经典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及少数论文上。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与日本小说传入中国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2、译介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及单部作品的翻译研究,中日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马祖毅著的《汉籍外译史》、秦弓《选择与理解一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张铁荣《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和《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田埸智子《日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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