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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系统论视域下基层治理中的审计思维
邓若玉 胡煜
【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基层组织是社会的组成单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当前,在基层治理中还存在管理思维与服务思维、法治与人治、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这三个维度的矛盾冲突。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要求审计工作提高整体思维、法治思维以及协同思维,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基层治理进程。
系统论;基层治理;审计思维
【Keywords】system theory; grassroots governance; audit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F239;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0)12-0151-03
1 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基层治理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关乎民生、体现民意、紧贴民情,是国家治理体系落实到基层的关键一环,对依法治国、维护长治久安、治理现代化等方针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认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特定的有机系统,组成部门、资源要素、管理手段、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等都是其中的要素,社会形态的正常运转要求注重各要素间的关系,以系统的思维把握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注重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不仅在公共管理领域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影响,而且对我们积极推进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基层治理中,同样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视域,重视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层次性及关联性。
审计作为基层政府系统的治理要素,在推动公平正义、规范公权力运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探讨如何以系统论视域树立审计思维,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 当前推进基层治理的现实冲突
①治理思维上表现为管理思维与服务思维的冲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内涵在于从理念转变、制度转变及行为转变三方面。理念转变方面,应尽快从管理转变为服务,长期以来,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者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其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经济人”个体,难以避免地具有利益驱使特性,对于基层行政管理者,更多的是监管意识而非服务意识,在公权力行使中缺乏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的用权观,依然以管、治、罚为主要手段;制度转变方面,要求服务型政府打破权力部门的利益藩篱,理清权责界限,由治理部门变为服务部门,这必然会使各权力部门在政府行为中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惩治管制为辅,其部门间利益格局受到破坏,从而导致一些服务意识淡薄的部门和个人不愿放弃公权力,只顾部门利益,片面追求领导权威和个人政绩,利用公权插手关键领域和关键项目,对重要的项目审批、社会资源分配等环节进行收费、处罚、越权管理、设置障碍等,对一些服务性职能则不闻不问、爱管不管;行为转变方面,要求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者摒弃官老爷形象和理念,不再仅仅把基层治理作为权力监管、权力管制、权力处罚,更多的是以群众需要作为服务先导。
②治理方式上表现为依靠法治与依靠人治的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基层治理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其治理效果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法治建设的进程和总体成效。但在基层实践中,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常常难以实现有机统一。从部门行为上看,不少基层权力部门长年累月处于基层矛盾处置的第一线,纠纷错综复杂、事务类别繁多,而权力部门人员有限,严格按照法治程序进行处置,战线容易拉得过长、耗费时间精力、投入大量人力。因此,一些部门及领导认为基层治理中法治仅仅是花架子,人治才行得通,轻视法治治理意识,重视个人权威、主观判罚等在社会矛盾处置中屡不鲜见。而对于一些较为棘手,或是长期存在的矛盾问题,为了不激化矛盾无原则让步,虽然看似平稳解决问题,但将隐患埋藏其中,这些不稳定因素常常被转由群众买单,矛盾处置责任由其他部门或是继任者承担。从公权力实施个体上看,一些行政管理者在工作方式上主观执政的现象严重,崇尚人治主义,依法治理、依法办事沦为空话,甚至以权谋私、知法犯法,极易引发矛盾难以调节、利益分配不均、激化社會矛盾甚至群体性冲突。
③治理主体上表现为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冲突。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治理的有序推进,对治理主体除了要求合法化外,还应实现多元化,营造各方齐抓共管的治理新局面,杜绝原先政府部门一揽子管理的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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