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亲历者.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另类”的亲历者 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蔡观明曾做了一篇《救亡大计》的文章，在《商报》上发表，文中有两要点，其中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只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有人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他的论旨不误了。 蔡观明其名其人，今者知之甚少。约七八年前，我开始撰写《钱基博年谱》，因而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南通如皋人蔡观明先生的零星材料，当时就猜测他与钱先生的关系一定非同寻常。20XX年冬我三访南通，又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蔡观明的资料，除了摘录钱、蔡二人唱和的诗词、书信和相关史料之外，还将其自传《知非录》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并把第十一章“从约翰到光华”（详见附录一）手抄一过；其实也还是知之甚少。沙淘浪过，历史的影像常常并不大清晰，对于1925年上海光华大学创校的历史，我兴趣依旧，回头再去琢磨那几页手抄的资料，反觉滋味醇厚，又萌生了重读《知非录》的念头。 20XX年前后，全国各地争先恐后搞起了“文库”工程，大者一省一“文库”，小者一市一“文库”，花样百出，许多好东西就这么被翻腾出来了。南通人既有钱又有文化，当然也不能示弱，于是热热闹闹编起了“江海文库”，据说已经印到了第八辑，因为是非正式出版物，不能发行，只能“礼尚往来”，这样的事情自然也还是知者甚少。好在20XX年有心人已将蔡观明的《孤桐馆诗》、《孤桐馆文甲编》和《知非录》三部旧书汇编一集，即《孤桐馆诗文》，收入“江海文库”第五辑出版，对于关心近百年南通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一段沧桑，不能算没有意义的事情。 据说旧上海滩的高等教育界，有所谓“四大金刚”之说，孰高孰低，确实不好判断，但比较公认的排名是：国立大学以交通大学为第一，私立大学以光华大学为最受尊崇，而教会学校则以圣约翰大学为首座。在这三所上海最好的大学中，圣约翰常被认为是光华的“前身”，而两所学校之间的“恩怨情仇”，则来源于一次学潮。 从19世纪末中国现代大学初创到上世纪20年代，因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最终导致师生另立新校的情况，都不少见。例如大同大学，即是因为胡敦复、朱香晚等教师不满北京清华学校的美式校风，于1912年到上海另设新校；1924年大夏大学的建立，则是厦门大学学潮的产物。但不难看出，这些新建立的大学与原有大学的关系，都是咱中国人内部的“家庭纠纷”，并不牵涉到国家尊严与民族情感等问题。即便是复旦脱离震旦而另立，也因为两校共同的创始人是中国人马相伯的缘故，并未出现太多的民族隔阂。然而，对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决裂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圣约翰是美国教会大学，而教会大学一贯被视为西方掠夺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侵略的直接工具，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即普遍要求收回教会大学的教育权，因此，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背景下，师生脱离圣约翰另组光华大学的行动，就不仅仅是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那么简单，自然而然就上升到了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高度。 蔡观明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几乎足不出南通，唯有1924年至1926年间，在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任教。他恰恰就见证了“六三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而且，在当时被各大报纸疯狂转载的两份圣约翰中国籍教师宣言，即《离校教职员宣言》、《离校教员致约翰同学会书》，都由他领衔签名，所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光华大学创校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蔡观明在其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当时的报道和事后学生的回忆文字，难免都语焉不详。孰料事情过去18年后，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蔡观明开始撰写自传《知非录》，对此旧事仍念念不忘，不仅披露了许多历史细节，而且更有一段惊人的评论：“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的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同进退。”文中直率地批评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并且对自己当年与他人“同进退”而脱离圣约翰，颇显得有些无奈，这样的记述的确非常“另类”。 就《知非录》第十一章“从约翰到光华”与相关的记述来看，历史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蔡观明原名达官，后改名蔡达，字处晦、尔文，笔名观明、孤桐，如皋拼茶（今属南通如东县）人。他生于1893年，与好友费师洪（字范九）、钱基博（字子泉）约属同代人。费、钱二位均参加过科举，其中费师洪19岁参加州试，名列第一，时称“州首”。蔡观明因年轻几岁，就没赶上科举。他五岁延师就读，清宣统二年（1910）考进状元公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学习，师从屠寄学写古文。民国五年（1916），任如皋《皋鸣报》主编；次年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即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