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我跟李先生相识，算起来有四十二年。我特别喜欢读《李学勤早期文集》。因为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他，我不太了解。此书收录了他三十岁以前的作品，范围涉及甲骨、金文、简帛，古文字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不少篇是讨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这对了解三十岁以后的他非常重要。 一九七七年，考古所开妇好墓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古文字学界的各位前辈，李先生也在座。那年，他四十四岁，我二十九岁，他比我大十五岁。当时，我们只管唐兰、胡厚宣、张政烺这类六十岁以上的先生叫“先生”，李学勤、裘锡圭这一辈，只叫“老师”。我觉得“老师”一词更亲切。 李先生去世那天，我想起很多往事。一九七七年，我在考古所整金文资料，归王世民先生领导。他手下只有我、刘新光、曹淑琴。刘雨、张亚初还没来，陈公柔还没解放。李先生给我们当顾问。他经常跑红楼，顺便到考古所，所以见面机会很多。 我们聊天，不光聊铜器，范围很广。他出国早，让大家很羡慕。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讲他第一次出国的各种见闻。他说，外国人真怪，动不动就过敏，感个冒，可以死人。 我们曾去清华大学图书馆看文物，王世民、史树青、石志廉同往。看铜器，主要是听他讲。他请史先生讲，史先生不讲，他才讲。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轮到看书画，史先生才大讲特讲。我们还看了那件乾隆时期的缂丝挂毯（现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起步，当时有好几位先生帮我改文章，其中就有李先生。我一直留着他帮我改文章的信。平山三器出土，我们还合写过文章。虽然有人就有人事纠纷，喜欢划线站队的人总是把人分成敌我友，我被划归“李党”，这给我招来不少麻烦，渐渐地他也不再来考古所，偶尔见面，他总是说，最近太忙，顾不上去，请代我向某某同志、某某同志问好，但我从不否认，他是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老师。 想当年，我年轻气盛、志大才疏，既想学古文字，又想学思想史，大刀阔斧绣花针，很难两全。为考研究生，我向他请教。他说，古文字很难，不下学六七门外语，学思想史，我可以介绍你考我的老朋友张岂之。当时，我在给考古所干事，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说，你来考我吧。我也没说考他。 一九七九年，我做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是所外聘请的导师。李先生从助研直升正研，与张先生合带研究生。所里规定，我和陈平必须到历史所上他们两位的古文字课。 张先生的课，我们没听几节。历史所的研究生嫌人多，不想让外单位听，换时间，换地点，叫大家扑空。张先生腹笥深厚，但不善言辞。我记得，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讲，脸对黑板，背对学生，想不起来就敲脑瓜。有一回，李先生也来听，就坐我旁边。张先生说，甲骨金文不是书，李先生跟我说，他也讲过类似的意见。 李先生的课，我一直听。他很会讲课，板书不多，但语言简练、生动、幽默。他常说他是南方人，但说话京腔京韵，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派，话音突然升高，嗓音有点尖。他喜谈掌故，经常提到各位前辈，一肚子的逸闻趣事，其中也包括陈梦家。有时，他会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比如说正在上映的电影《黑三角》《蓝光闪过之后》，甚至提到在座者，与听者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期末，我们得交报告。我的读书报告是讲东周用鼎的形态差异。我记得，他说金文排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千万别干。想不到多少年后，断代工程恰好包含这类工作。 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天纵聪明。马君武有诗：“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京华早春》）他的文章有很多神来之笔，真是聪明绝顶。 李先生没读完大学，也没拿过学位。他不是一个过度专业化、非常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无常师、淹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睿智博通的学者。历史所的人，或戏称他为“李十万”。据说，“十万”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缩写。意思是你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 李先生难学。博大难学，聪明没法学。 近百年的中国古文字学史，所谓古文字学家，有些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有些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张政烺），有些是考古学家（董作宾、胡厚宣），有些是文献学家（杨树达），有些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并非只有释字一派。古文字材料是“书”（不管是典籍，还是文书），“字”是“书”的基础，但“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研究古文字，不管从哪个角度，基础都是通读原始材料。李先生常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字不是孤立的东西。 我在考古所时，李先生跟我讲，他从不孤立释字。他不是释字派的古文字学家。 李先生写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紧跟新发现，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二是见多识广，厚积薄发，出手极快;三是文章小快灵，不喜长文，多为短札，举一反三，点到为止，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