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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浅谈宋代以来的碑刻书法 摘要：自宋以来，碑刻的书写者和镌刻者对于书法的艺术意味追求更為自觉，但碑刻的文化价值却日益衰退，其中的原因书法史学界虽已有多种阐说，但若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社会史角度审视，儒学宋明理学对于书法的影响和清儒对“汉学”的推崇或许是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宋代 碑刻 书法 衰微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1-0035-03 一、“碑刻”的定义 据有关学者考证，先秦文献中碑的主要功能：“第一种为石质，用以测日影、定时辰，起后来‘日规’的作用;第二种栓牲畜;第三种为原木，用以系绳下棺椁。有的为追述死者功德，并写字于其上。”[1]“碑”的概念大量使用应在东汉时期，如刘熙《释名·释典艺》中所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护，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2]现代金石学中广义的“碑刻”概念是将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如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石阙铭、造像题记、画像题字、刻经、界石等一并纳入。而本文所谈的“碑”仅指狭义上的“碑”，即具有公共文化作用或目的的，其铭刻的文字是书法性的书写，有一定尺寸规格，具有碑首、碑身、碑趺形制的长方形竖石。 二、“碑重汉唐”与书法之兴 就碑刻书法的兴起与书法形成为一独立艺术门类来看，时间皆在东汉中后期。据《东汉中晚期立碑风潮的源起研究》一文的研究，自东汉顺帝时起，天灾频仍，皇家为了应对性维持“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采取了“罢免三公”和重用宦官或外戚的举措，从而打破了国家的人才察举和精英晋升的制度。经历党锢之争等一系列事件后，国家政治系统逐渐走向“儒臣顶端弱势、中段腐败、底层排挤的局面。”[3]中央与地方势力断裂甚至是对立发展，成为三国魏晋的分裂混战的根本原因。立碑之风在时间上正是兴起于安帝之时，大盛于桓灵二帝时期，与东汉中央政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相对应。而就桓灵时期碑刻的文字内容来看，几乎尽是为地方势力、权贵纪功颂德，也就是说东汉的碑刻之盛并非是缘于书法的兴起，而是儒生与崛起的地方势力结合谋求权力正当性的作为。 正是在“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和察举制崩溃的过程中，审美自觉的书法艺术诞生了，也就是赵壹《非草书》一文中所批判的草书之风。随着宇宙论儒学随着汉王朝的分裂而彻底崩溃，借道学之名逆反儒学的玄学兴起，“名礼双修”“自然”“物各自造”“品评之风”等观念为书法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据。这也就能够比较合理的解释，魏晋时期个人书法与官方文字书体、南北方的文字书体为何有那么巨大的差别。 书法理论界比较流行说法是，金石学家尤其是书法家普遍崇尚宋代以前的碑刻，而轻视宋以来的碑刻是因书法发展日渐衰微，因而出现“厚古薄今”的现象。很少有人质疑的是，在书法上崇尚汉唐碑刻，这仅仅是清代乾嘉学者及其后学的价值观，而“一代不如一代”的式微论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成语说辞，往往并没有实际的理据。乾嘉时期兴起的考据之风，思想史的定位是清儒“从文本训诂的角度质疑宋明理学以厘正儒学道统”观念影响下的“实用”行动，崇尚汉代考据儒学、考据文字和字体演进，由此促使经典注疏、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也就是说，宋代以来的碑刻，或许因雕版印刷和书籍刊刻的发达而失去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载体作用，但碑刻的书法艺术性并不见得逊色于汉唐，人们对于宋代以来碑刻的轻视，与乾嘉以来的审美价值趋向所影响，若真以为宋以来碑刻书法不足观，没有学术价值，则就因信而障见了。 三、书体之变与碑刻之价值 还有一个比较的理论，认为文字字体的演变是受实用和审美双重力量推动向着简单、便捷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规范。从秦代开始，官方层面就一直有“书同文”的统一性举措，所以，小篆作为官方字体在汉唐时期书写技法和形态一直都比较稳定。而个人化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书法没有成为艺术审美活动，没有形成一元的审美品评理论系统，所以书体的地域化、个人化影响明显，字体的发展也具有不稳定性。 文字书体发展之不稳定，对书法艺术而言却是益事。从艺术的角度观察，这种不稳定状态表现为结体、用笔的技法和评判标准没有定则，这就为书法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反观唐代楷书的成熟定型，在文化和知识传播方面是一大进步，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高度成熟、规范的唐楷封闭了书法艺术方面发展的原动力源泉。宋代以来碑刻书法的风格基本上以颜、柳、欧为主，艺术创新程度不高，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此外，宋以前书法家的纸上墨迹多不流传于世，传播也不及碑刻拓本广泛便捷，这也是导致后人重视宋以前碑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