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书法美善合一的审美意象.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论中国书法美善合一的审美意象 当今，随着“艺术”这一词义的嬗变与泛化，已有学者对将中国书法定义为艺术提出疑问，认为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关于书法是艺术的命题失之偏颇。从这里，可看出一种严肃的思考，看出对中国书法的珍爱。这亦使得我们对中国书法的美学本质、艺术特征进行探求以及对书法美学意义的关注显得十分重要。 一 中国书法是中华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世界独特的文化现象。书法的独立与成熟当在中国文字产生以后。其审美意象的丰富，美善合一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总是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化书写了与西方不同的语言学篇章，发展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大部门，这与西方之三分为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不同。文字学在西方语言学中没有地位，因为西方只用为数不多的字母来记录语言，不像中国那样为文字学建立一个专门的部门。sup[1]/sup如《周礼·地官》云：保氏教国子六艺六仪，此六艺谓“礼乐射御书数”；此“书”亦即“六书”，为初始的文字学科。sup[2]/sup正是由这中华语言文化的枝干——文字学而生发出书法之“艺”。从语言文化看，中西文字无优劣之分，所以中国不以书法的产生而骄人，古人亦仅视书法为艺之一门。有学者称扬中国书法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窃以为值得斟酌。书法乃西国所无的世界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独特性主要在于中国书法的独特的艺术性，即具有厚重文化积淀的美善合一的审美意象。至于“艺术语言”的独特性如毛笔的运用、汉字的形体演变与形式构成等等，都服务于审美意象的构建。就文化精神范畴而言，书法美善意象的探讨，应当更切近文化现象的独特性。例如，杰出学者辜鸿铭先生就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里不以毛笔来论说书艺之美，而是以毛笔来喻示中国人的精神，表述他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崇拜。sup[3]/sup关于文字形体的演变，《说文解字序》交待很明了：周宣王时，“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其后，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时有李斯等“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为小篆之举；秦火以后，“因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此论在明字体演变实本于文化发展的需要，所谓“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颐”，才是文字学的精义所在。至崔瑗、蔡邕之后，书论大兴，都没有忘却中华文化是书艺的根本。对于书艺，古人有“书学小道”、“艺成而下”之论，却又孜孜以求，为书艺而倾倒者，正是因为书法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美善合一的审美意象。 二 中国书法美善合一审美意象的最早表述，可见于西汉末杜笃《书扈赋》：“惟书扈而丽容，象君子之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抱六经而卷舒，敷五经之典式”。或谓在“书法艺术成熟”的汉末及其后，书家则更多从“形式构成”着眼来表现对“纯美”的关注了，如崔瑗、蔡邕，如萧衍，如孙过庭……其实，他们的书论非但没有须臾脱离善的要求，却是更生动地以美扬善。如崔瑗《草书势》“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篆势》“摛华艳于执素”、“嘉文德之弘范”等语句可风。综观古代书论，或隐或显，都体现了对美善合一的追求。此即孙过庭《书谱》所说：“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中国书法美善合一审美意象的理论有其古代哲学根源。在《老子》、《庄子》以及孔孟那里，都异口同声地肯定了美善一体。 关于美善合一审美意象的完整表述，比起西汉《书扈赋》的书法理论早得多的是音乐理论，见于春秋时期孔子闻韶、季札观乐的故事，如《论语·八佾》所载。可以说，孔子最早以韶乐来建构了美善合一的审美意象。这种意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客观的统一，是理念和感性形象的和谐交融。音乐艺术的诞生就是音乐审美意象建构的开始。后于乐教的书法当然亦有着中华文化美善的禀赋。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光辉思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准则，那么，可以说，“美善合一”是中国美学的璀璨明珠，是人性赖以完善的真理。 无疑，中国书法之产生，存在的价值，发展的意义都与美善合一的审美意象相渗浸。 三 《易传·系辞》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言不尽意”与“立象尽意”论蕴涵极为丰富，有益于哲学、美学思辨理论的发展。如刘熙载《艺概》云：“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这是以本体论与方法论对书法审美意象的阐述；与此息息相关，美善合一审美意象的阐述则要求更多地从美学范畴来对书法进行人文的思考。中国书法无疑是跨学科的意识形态，美善合一审美意象本身又正是多层累、多元化的丰富建构。对其分析，可归纳两大主要特征：即文化形态的前构性和拟形现象的主体性。如果说前者是体，则后者为用；前者呈现文明的积淀与惠泽，后者即有关主体的继承与创新。正是中华文化的连绵光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