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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代哲学 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秦朝用法家理论，由于法家推崇法治，主张争力，在群雄争斗之中，确实能成为夺权的有力武器，秦始皇就是用这种理论，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但法家理论严酷暴烈，“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 汉代秦制以后，选择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所谓黄老就是经过改造的先秦道家一派的思想学说，主要精神是依托黄帝老子，讲道术，倡清静无为而无不为，即在休善生息中图进取。黄老无为而治的理论，对汉初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经世致用之效。但是，黄老“无为”之术只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暂时作用。因它放松了对下层的干涉，特别不利于驾驭地方割据势力。因此，在经济繁荣和政治无为的背后，又潜伏着新的危机，甚至会危及中央集权。 汉武帝时，国家经济已相当雄厚，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决心利用较为扎实的根基，一反“无为而治”的汉室传统，实行“有为”的强力政策。那么用什么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呢，汉武帝采纳了三十多岁的董仲舒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 一、汉代的哲学思潮 汉代大体上有五个系统思潮： 1、黄老哲学 其特点是强调与民休息，清净无为。他们重视老庄，但又汇合了法家等百家的思想。 代表人物及代表作主要有：陆贾、司马淡，《经法》、《文子》、《淮南子》，严君平。 《大学》侧重于教育、伦理问题，故叫《大学》，它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在人的思想中确立封建政治和道德规范，这无疑是对法家轻视道德教育的极端偏向的一种纠正，它确立了三纲八目，三纲：明德，（美好的道德）亲民（管理好老百姓）止于至善（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认为这三条是人一生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达到三纲的步骤，《大学》的道德规范是，君惠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之交讲信用。 《中庸》为子思写，也是政治哲学，它侧重于探讨教育、道德的根据——人性与天道问题。 《孝经》则解决了《大学》、《中庸》中提出的一系列封建政治和道德原则中谁是最基本的问题，主张“孝”为本，并解决了孝与忠的问题关系。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贾谊、董仲舒等。 二、汉代的哲学问题 1、天人关系问题 以董仲舒为代表，他以儒学为宗，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宣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万物之祖也”。万物无天不生，百神非天不灵，天决定一切。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理论。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理论。在他看来，人是天的缩影，是天的副本，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的模样与天的模样无什么区别。的形体之说，人有骨格，乃因天有时数，一年有366天，故人有小骨格366块，天有十二个月，人有大骨头十二块，天有五行，故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则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睡醒。从感情认识上说，天有冷暖之时，故人有好恶之心，天有寒暑之季，故人有喜怒之情，天有冬夏之令，故人有刚柔之性，人的道德品质，均是“天意”、“天志”的体现。对于人之中的君主与天的关系，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 (谴告) “屈民而伸君” “屈君而伸天” 谶讳迷信把天人感应进一步向神秘主义推进。 以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对谶讳迷信说进行了抨击，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全面分析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他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他看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抹杀了天与人的区别。指出天与人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天无目的、无意志而人有目的、有意志、有感情欲望，反驳了天地故生人的思想。指出天地生人、生物都是自然而然，万物的产生都是天地合气的结果，犹如夫妻合气，生育子女一样，正是因为天道自然无为，因此人不能以自己行动去感应天，天也不会随人的行为而发生感应。 2、世界生成论（宇宙生成论） 宇宙与世界相通。“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淮南子·原道训》“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过去现在未来曰世，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曰界”。《严楞经》先秦对宇宙生成讲得较简单。《老子》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大传》，但不太系统。到汉代就相当丰富了，如：《淮南子》中说“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然后由气分成天和地”。有的提出“天地成于元气”，董仲舒在书中也提到“元气和顺”，把元气视为天地间气之整体。汉代天文学中也有“元气”概念。王充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生成的，天地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又说，天地万物“俱禀元气。” 3、形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