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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百岁学人谈沧桑 打开文本图片集 客：周有光先生，您自称是“百岁学人”，而婉言谢绝了其他一些头衔如：大师、导师、泰斗之类。我们这篇访问记题目叫做“百岁学人周有光访谈录”可以吗？ 主：可以的。人际称呼是一种特殊符号，是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有些称呼本来意思还是好的，属于“尊称”“敬语”之类，然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就逐渐变味了，走向反面了。有些虚假广告、炒作包装式的“尊称”实际上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反而造成人们反感。有些人缺乏自知之明，妄称“大师”而适得其反。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叫“百岁学人”实事求是一些。 客：您在50岁以前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银行业的负责工作，又在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在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到了年届半百以后，却改行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创立了“现代汉字学”和“比较文字学”，又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并主持将《汉语拼音方案》定为世界公认的国际标准。人说隔行如隔山，但是您在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这两个区别很大的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请问您是怎样获得如此成功的？ 主：其实，我早年从事经济学是很自然的，中途改行钻研语言文字学也是很自然的。20岁左右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攻读经济，当时就对语言文字发生了兴趣。那个时期，大学的学科分工很粗，只分文理两科，不像后来的大学专业分得这样细；而且学生听课可以跨系、跨专业。还可以同时选修几个不同学科的课程。这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培养“通才”，学生们掌握的知识面可以比较广博，眼界可以比较开阔。缺点是深度不够，那么以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再去深造，做到博而精、一专多能。 由于我在青年时代对语言文字有兴趣，那时就选学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课程。这样以后转行就比较方便。我在20世纪20年代写了一篇语言学方面的文章，谈的是口语的语法问题，用的是白话文，举例也是白话文。虽然五四时期已经大声疾呼提倡白话文，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文人还是用文言，报刊文章是文言或者“半文半白”。我对语言学、文字学有兴趣，就是因为那时产生了文言与白话的分歧。后来，30年代兴起了语文现代化运动，我参加了这个运动，做了些业余的语文研究工作，写了一些文章。那完全是出于业余爱好吧。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在银行供职20多年，曾和几个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曾在光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讲课，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农本局服务，然后到美国担任银行的职务。至于50岁以后正式改行，到了北京，从事语言文字学工作，却是出于偶然的机遇。 客：请问您在半个世纪以前是怎样从美国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的？ 主：40年代我担任中国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的代表，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美国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以及上海财经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还兼任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因为业余爱好，我在1954年花费一年功夫写了一本《字母的故事》，主要参考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普及“字母学”知识，而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样一门学问。 195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因为我写过《字母的故事》和一些有关语言文字的文章，周恩来总理就点名要我出席这个重要的全国性会议。通知我这个会要开一个月。上海复旦大学和经济学研究所也就让我请假一个月来参加会议。 想不到开完会以后，国务院成立一个新的部委一级的机构——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是后来的国家语委），委员会主任是革命老前辈吴玉章。吴老出面要我留在北京，让我担任文改会委员，专门负责汉语拼音研究室工作。当时吴老年纪大了，不管日常的实际工作，由胡愈之负责具体事务。他们比我年纪大，我很钦佩他们。我对胡愈之说：搞文字改革我是外行啊。他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你在这方面有著作、有文章，你怎么是外行呢？听了这话我就不好意思再推脱了。当时为了建设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很热情，一心一意为祖国效劳，这样我就留在北京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在文改会边干边学，就这样转行了。这一年我整整50岁，到现在又过了55年。 “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我在年届半百的时候，边干边学地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到我年届第二个半百的时候，我又学习新的学问，就是关于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化”的学问。 客：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相应的，在文化方面，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世界文化现在处于什么状况呢？ 主：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国际现代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互容互补的时代。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譬如我既能听现代音乐，又能听昆曲，因为人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