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感觉派小说中的疾病叙事.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论新感觉派小说中的疾病叙事 摘要：新感觉派小说的疾病叙事，从社会隐喻角度看，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和病态;从文化批判视角来看，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与反思;从叙事功能来看，可以作为推动情节发展或转折的“核心事件”。 关键词：新感觉派 小说 疾病叙事 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新感觉派作家包括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他们主要的写作资源来自上海这个繁华都市。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津津乐道于新感觉派小说家表现人物的复杂内心时使用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心理分析等叙述技巧，而与人物内心相对的身体研究却备受冷落。从偏狭观念看，身体等同于在生理意义上的“肉体”，与心灵相对，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及，长期遭到贬抑。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身体”价值的多样性。小说中的疾病作为人物的一种非常态生存状况，内蕴丰富，远超出了其医学含义，成了承载了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意义符号。通过解读新感觉派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可以探究其在社会隐喻、文化批判、叙事功能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社会隐喻 苏珊·桑塔格认为，在现代小说中，疾病常被视作一种社会隐喻，“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1]新感觉派小说中的疾病经常用以折射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新感觉派小说中有一系列社会底层劳动者形象，主要来自穆时英的第一部小说集《南北极》。像《油布》里的阿川、《手指》里的翠姐儿、《断了条胳膊的人》里的工人等。他们虽然地位低下、生活贫困，但勤劳肯干，在都市边缘艰难谋生。这些原本有活力的底层劳动者的身体在当时社会的一系列严苛规训和高强度劳动之下，被折磨成了病弱或者残缺的不健康的身体。 《油布》里的工人阿川，常要在湿滑的路面上拉700百多斤重的车。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双重夹击之下，阿川的身体垮了，不停咳嗽，但是其劳动强度一点没降低。在下雨天，他为了保护身体，把盖货物的油布拿来挡雨，厂长撞见之后大发雷霆。当天，阿川咳了一个晚上，痰里全是血，第二天就离开了。工友们都推测他之后很快就会死去。其实，不仅是身体被伤害，阿川在精神上也受到了屈辱。厂长宁愿拿油布盖在一批根本不怕雨淋的货物（搪瓷）上，也不愿用来保护工人的身体，还露出一副“要把他吞下去”的狰狞表情破口大骂。身心受伤的阿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在小说中，底层劳动者的身体只不过是都市庞大冰冷机器中的一个个微小零件，是工具性的存在，一经损坏，不能运作，也就失去了其价值。残酷的是，其身体意义的丧失不仅仅是对工厂而言，甚至是对家庭而言，也都是如此。 《手指》里的丝厂女工翠姐儿的双手长期在滚水里泡，疼得每夜哭到不能睡，手指被摧残到满是水泡，“肉一块块地往滚水里边掉，”[2]却还是被亲人拖去工厂继续干活，就是因为这个弱女子身上扛着供养一家人的重任。后来，翠姐儿被监工一阵毒打，其惨状让人不忍目睹：“给打得胳膊腿全断了，蛇似的贴地爬回来。”[2]“手指”本该是身体上坚韧又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但翠姐儿死后的手指却是“上皮全给剥了，肉也没了，像萝卜，指甲儿上没了指甲，只有白骨露在外边儿”的可怕面目。[2]一根根手指，烙印着病态社会对底层劳动者的经济剥削和压迫。《断了条胳膊的人》里的工人在机器间工作的时候就倍感压抑和恐惧，“他留神着那大轮子，他瞧见过许多人给它的牙齿咬断了腿，咬断了胳膊，咬断了脖子的。”[2]可悲的是，他终究逃不过像怪物一样可怕的机器，胳膊断了，被赶出工厂。绝望的工人将怨气发泄在打骂老婆孩子和酗酒上，结果，老婆走了，孩子也死了。当底层劳动者拖着在工厂折磨致残的身体回家时，往往得不到亲人的慰藉，也等不到身体的康复，就被更恐怖的厄运吞噬了。 可以说，新感觉派小说中底层劳动者的疾病，源于资本家的工厂，或导致家庭离散，或与死亡相伴。身体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都市生活中一部分人的金钱至上、人情淡漠等种种社会弊端都通过疾病这个意义符号一一呈现。 二、文化批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期，在上海这个开放性的大都市，以西方传来的思想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对时人的性格、心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新感觉派小说家采取的并不是一概否定或肯定的简单态度，而是将对这两种文化的质疑与反思投射于小说人物的疾病之中。 施蛰存《诗人》中的诗人，“除了作诗，喝茶，饮酒和抽旱烟以外，”[3]什么都不会，寄生于哥哥的家庭。像传统文人一样，他清高而鄙视物质，对文学有一种极致的崇拜，并引以为最高价值。哥哥死后，诗人无法独立生存，支撑内心的价值观也坍塌了，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很冷的天气，他会戴了草帽，穿着夹袍子，一手拿着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