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互文”：银幕“貂蝉”的形象溯源与意识拓新.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历史“互文”：银幕“貂蝉”的形象溯源与意识拓新 倪泰乐 冯兆 从20世纪初到新千年，中国电影的画卷上出现了一系列以古典小说为底本，对古典故事及人物形象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扩展和延伸，在理解古典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内容而制作产生的影视剧。其中，《三国演义》是经典文学影视改编版图上极具频度的一部作品。即使进入后现代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三国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仍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之中。三国的历史风云和英雄美人在新时代传媒技术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新的影视解码。貂蝉，这个兼有绝世姿容与过人智慧的女子，就在文学和电影的版图上大放异彩。貂蝉的故事一直是《三国演义》中的经典篇章，讲述的是貂蝉为报义父王允之恩主动献身董卓，挑拨其与吕布之间的父子关系，最终铲除董卓、兴复汉室的故事。貂蝉的形象经历了从口语、印刷到影视等不同介质载体的改编与传播，每一种传播形态都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每一种传播形态中都为貂蝉的形象塑造融入了新的因素。直至新千年，关于貂蝉的影视剧主要包括电影《貂蝉》（1958），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曹操》（1999）、《吕布与貂蝉》（20XX）、《三国》（20XX）、《曹操》（20XX）、《武神赵子龙》（20XX）等等。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剧主要根据《三国演义》中的“双环计”加以精雕细琢，改编者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貂蝉这个人物的原汁原味，并为原型人物注入真实的情感体验和个性意识。 一、思想深度与文化基因传承 在影视剧向商业化转型的大潮中，经典故事依然是影视改编者青睐的对象，貂蝉的形象传播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和时代浪潮仍然经久不衰，这也说明貂蝉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1994年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由中央电视台制作，主流媒体力量的推动体现在电视剧的生产制作和传播接受的整个过程之中，其中，貂蝉的故事占据了两集。 在1958年李翰祥执导的《貂蝉》中，影片开场就以燃烧的战火和背井离乡的人群营造了一种黄巾作乱、百姓苦不堪言的历史氛围，失去双亲的貂蝉以“莫不是大势难回转，莫不是奷臣又弄权，可惜貂蝉空有，杀奸报国恨无缘”的戏曲唱段，吐露想拯救苍生却又不得机会的心迹。《武神赵子龙》中古力娜扎饰演的貂蝉主动引用“西施以身救国”的故事来表达自己想为国分忧的愿望，《三国演义》中陈红饰演的貂蝉毫不犹豫地应允王允的“连环计”。此时，报恩的个人情感已让位于报国的宏大叙事，现代的貂蝉们已经产生报国救民的自觉意识。尤其是古力娜扎版的貂蟬，在铲除董卓之后，发现诸侯争霸、百姓民不聊生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她悲痛地向社会发出强烈的控诉。当时的侠义之士曹操，为何变成了一个虐杀百姓的狂魔，袁绍、孙坚等人本是国家栋梁，为何都变成了乱臣贼子，并呐喊出“为什么局势越来越乱、百姓越来越难”的时代问题。她们对诸侯暴政的谴责，对匡扶汉室的期盼，对忠臣的痛惜和对奸臣的怨愤都是聚焦于人民的生存苦难。她们不仅能体认到民不聊生的社会苦难，还能在芳华正茂的年龄以实际行动来完成除奸惩恶的历史使命。 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认为：“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哉！”[1]古代批评家对貂蝉本人的赞扬，也包含着对女性的个人认知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认同。貂蝉的影视改编，一个核心的主题是对民族大义的担当和对“仁政”的呼唤，最终指向的是构建一个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理想社会，这是作者罗贯中对一个乌托邦社会的想象，也是各个时代认同并引导建构的一种社会形态。由此可见，貂蝉这个人物形象的影视改编是忠实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的。从文学到影视，从单纯的“为父分忧”到自觉的“为国效忠”，貂蝉的身上汇聚着向往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共同的民族心理，这是身在娱乐社会的大众所缺失的一种社会心理。貂蝉甘冒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变“红妆”为武器，周旋于奸臣之间，以拳拳报国之心成就一番男人的伟业。这种以天下为重的品格、维护正义的行为，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这正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基因。它深深根植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呼唤着一代观众的文化记忆，所以，貂蝉故事的不断翻拍，传递的是优秀的文化基因永不过时的现代信息。改编者正是抓住了这些超越时代的因素，并将原著的文化意义放置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使人们在“动态视频”中继承旧的精神意义和创造新的意义维度，以实现传统精神与当代社会的对接。 “改编是电影文本对文学文本互文的方式。”[2]貂蝉故事的各个影视版本都源自《三国演义》等文学文本，文学的思想蕴涵和价值判断都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富足的精神资源和艺术素养。简单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