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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三十年的记忆 1981年金秋，我作为出国进修生，由南京农学院（现名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推荐，教育部派遣，得到阿登纳基金会资助，一行20人于10月3日晚从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经停沙迦，历时17小时到达法兰克福，开始了德国的留学生涯。 慕尼黑投师 1980年在上海外语学院学德语时，盛彤笙院士为我联系赴德进修单位，盛的老同学戴地艾教授将我推荐给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的迈尔教授。1981年10月，我们到曼海姆歌德学院学德语，期间迈尔教授告知，具体指导我的导师将是巴赫曼（简称巴）教授。事先我对慕尼黑大学及这两位教授全无了解，当时国门刚开，信息闭塞，又无现代社会的网络可查。1982年2月8日，按事先的约定，我专程从曼市乘火车到慕市，阿登纳基金会的楚布博士迎接，招待午餐并指路。我乘地铁在大学站下车，找到位于兽医路13号的兽医学院。通报后，进入微生物所大楼半地下的办公室，见到巴教授。巴教授身材修长，气质优雅，彬彬有礼，略有倦容。话不多，句句均为有的放矢之问，问我在中国哪单位，做过什么科研，家庭情况等等。然后相约4月再见，约20分钟，干脆利索。办公室隔壁是他领导的病毒学实验室，配套生物安全设施，一流水平。由助手赫斯博士带我参观并作介绍，此后我在那里奋斗了三年多，充实而又富有挑战性。 我原先学的是英语，为到德国，1980年下半年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了两学期德语，到曼市再进歌德学院，此时的德语只能应付日常会话，非常吃力。阿登纳基金会的福克斯先生到曼市看望各奖学金生，一一谈话。轮到我时，问我有何困难，我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德语难学，都35岁了，学外语年纪嫌大。福克斯先生说：“什么年纪大？阿登纳70岁才开始他的事业，你这就算年纪大？”我无言以对，此后每遇困难，总想起这句话，鼓励自己。后来在我结束博士论文研究时，巴教授及同事评价说，陆刚来时说德语很吃力，现在已经相当流利了。当然知道这多少有些恭维，我本身缺乏音乐天赋，语言能力不强，又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德语怎么会好？但是在我与巴教授的三年多交往中，语言并没有什么障碍，他的话总是非常简洁，表意十分清楚，我的回答也是“短兵相接”，直截了当。他只比我大6岁，两人年龄差距不大，背景虽不一样，但对人生的理解不乏共同之处。可谓心有灵犀，息息相通。 实验室攻坚 进实验室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和适应后，巴教授让我做牛冠状病毒的课题，第一关就要用培养的细胞从牛粪中分离该病毒。我未多想就承担下来，从1982年12月1日开始，整整做了半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还没看到想要的病毒的影子。这时我才从同事赫斯博士处得知，这个病毒很难适应细胞。之前他做过就没成，世界上也只有很少的成功先例，有的说是成功了，还是有问题。此时的我骑虎难下、忧心如焚，后悔也来不及了。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向前，只有进一步调整并完善试验方案，硬着头皮坚持。巴教授每见到我时，总是漫不经心地问一问：“怎么样了？”我答曰，还是不行。他则耸耸肩，说“陆，好可怜！”。没有催促，没有高压，就像窗外夏日的公园风景，宽松而又柔和。称我Lu，而不是Chengping，是巴教授和我共同商定的。虽然按惯例应称呼名，而不是姓，但是Lu的发音简捷上口，又容易记。Chengping两音节，外国人一般不分音调，念出来反而怪怪的。我则称他为Prof. Bachmann，直到后来我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一天他找我说：“从现在起叫我Peter（彼德），不再是巴赫曼教授！”我费了不少时间才改过口来。 1983年风和日丽的6月上旬，牛冠状病毒终于分离到手了。经受了太多失败，我显得很沉着，不急不慢地告诉巴教授，他却一反常态地快速反应，立即到实验室观察细胞病变及血凝现象，确认之后，大声说了一个词：“Prima!（好极了！）”，休息时专门打开香槟酒庆贺。平日深藏的激情，与香槟一起，顷刻流露无遗。 1984年春某日，巴教授主动对我说，你很想家吧，我设法替你找路费，让你回国探亲一趟。我大喜过望，那个时代与妻子及家庭的联系只有通过周期较长的航空信。国内没电话可打，更无电子邮件。4月中旬终于成行，是俄航经莫斯科的往返票。我回国两周，与妻儿及老人、亲友久别重逢，快何如哉。1984年下半年国家开放留学生配偶探亲，我赶忙申请妻子来慕尼黑，为了加速签证进程，巴教授查出德国驻沪领事馆电话，直接与领事馆通话催办。妻子终于在我答辩后的一个月来到慕市，在德国共度了三个月的美好时光。期间我们自做中国菜，专门宴请了巴教授夫妇等。巴教授吃饭较快，我也不慢，他第一个吃完就来一句口头禅：“吃饭快干活也快”，我则报之以会心一笑。 1984年8月，迈尔教授主编的《兽医微生物学、传染病学与流行病学》一书新版出版，巴教授参编撰写病毒学部分，他赠我一本，并题词。为了回报，我重操封藏多年的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