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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早期学术译介特征 摘 要：刘国钧先生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国外文献的译介，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译介工作占有重要位置。综观其早期的译介工作，主要具有五大特征：以译介哲学为起步；以救国为译介理念；借助权威改造社会；直译为法忠实原著；以译者阐明译介目的。 关键词：刘国钧 学术译介 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XX）01-0137-05 对中国图书馆界早期代表人物的学术译介问题，目前还未有专文研究。刘国钧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译介，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西学东渐”过程的研究中，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一研究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观刘国钧早期的译介工作，大致具有五大特征。 1 译介哲学，起步学术 刘国钧自1919年7月以后开始较多地发表论著，此时刚经过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界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哲学思想。这一时期，对柏格森、康德、尼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莱布尼茨、狄德罗、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学术思想，都进行了介绍。尤其是杜威、罗素等世界一流的哲学家来华讲演，他们的学术思想更是为国人所瞻目。刘国钧具有哲学专业的学术背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西方哲学家及其学派、学术思想的译介中去，以此来推进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变革。 在《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中，1919至1921年，共记载有刘国钧发表的5篇（部）论著。实际上，在这三年中，刘国钧至少发表30篇（部）论著，其中有14篇（部）是译介作品。1919年，他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5篇是译作。他的最初4篇文章都是译作，第2篇是《福禄伯之教育原理》，这是杜威《学习与社会》一书中的章节。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为期2年又2月有余的讲演活动，通过对刘国钧早期的学术思想研究可以发现，正是杜威的来华，催生了刘国钧的学术生涯，对杜威有关学术思想的译介，成为刘国钧跨入学术思想研究的标志。 2 译介理念，救国为先 任何译介工作，都深具目的性。严复译《天演论》，在于自强保种，宣传“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译介《名学》则在于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倡归纳法、反对先验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译介西学，主要目的在于社会的变革，输入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西方文化价值观，以此在更深层面开展救亡图存活动。 刘国钧则是在“教育救国”的宏观思想指引下，大力开展译介活动的。他在《福禄伯之教育原理》一文的“译者识”中，阐述了翻译该文的目的：“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救国吗，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普及教育。”[1]明确表明了他的救国思想，普及教育就是救国的根本问题。要普及教育，就要对教育进行改革，从小学改革抓起，从儿童抓起，更要从幼儿园抓起。福禄培尔是儿童教育的先启者，他通过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理论，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选择此篇文章作为早期投入学术生涯之作，深刻地体现出了刘国钧欲从教育入手、从儿童入手，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洪流中去的思想特征。 这一特征，成为当时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如代表着职业图书馆学家正式登上图书馆理论舞台的沈祖荣，就在最早的一篇讲演中明确：“故国民智识之进步，与图书馆至有关系。”[2]图书馆以开通民智、补助教育为前提，开通民智正是梁启超等一代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的要务。不论年龄、性别、贵贱，人人都可平等、自由、免费地利用图书馆，“是可知教育普及问题，非图书馆不足以竟全功。”[3]指明了图书馆是普及教育的最佳机构和场所。因为“图书馆是有助于国民提高种种学问水平的重要机关，是导致国家富强的社会教育机关。”[4]完全体现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从中亦可明确，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近代图书馆学家爱国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之源。 3 借助权威，改造社会 学术活动都深具个人和社会历史背景，学术研究范式的变革时期更是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民国初期，这一特征更是鲜明。刘国钧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决定了当时他译材的选择范畴，可以说，刘国钧是带着问题意识而精心选择译材的。从刘国钧的译作中，可以分析出他早期的译作目的，一是要广泛地介绍国外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思想，让国人尽可能地深入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输入新的研究方法，借用西方的智慧改造中国的思想；三是回答中国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刘国钧早期译介的择材特点是借助学术权威，借助原著的权威，达到广泛宣传之目的，这一策略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即是：本土文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