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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家库恩的社会学理论 滕飞 聂其艳 关键词：库恩;波普尔;范式;科学史;科学哲学 一、库恩范式理论的社会学内涵 纵观库恩的著述，范式概念也许不能被有效澄清，但科学团体和科学史学家这两种角色却是被他严格区分的。科学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或任何研究工作一样，首先是人的群体活动。范式概念之所以很难被清晰界定，就是因为其几乎囊括了研究工作的所有实践，其中有实务性的、人际性的和象征性的，而后两种属性是科学哲学不会去审视的问题。 在库恩看来，首先，研究工作并非总是反映着科学史鼓吹的时代需要，而多数是在满足研究团体的需要，研究者们未必是那些推动时代的人，而是负责为其时代设计谜题和解谜的人。故研究的展开并非由价值推动，而是由团体内和团体间的竞争所推动，科学在当代的合法性是与其他学科竞争后的结果。 其次，竞争的胜出在于科学总能够提供明确的解释，这种明确性使其本身能远离舆论评价。而问题也在于，研究者在解谜活动中考虑的往往是团体位置问题，他们很难正视自身理论的缺陷。而当有缺陷的理论遭遇无法解答的时代问题时，科學界内部就会出现危机。 再次，由于科学的有效性只局限于特定问题，而时代性的问题却总是具有多元内涵，故解决新问题的责任就只能落实在那些明确性较差的“原范式”学科上。在这一意义上，“科学的革命”就是这些能解决问题的学科的中心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不存在以理性控制它的绝对或统一主体。 最后，库恩认为范式是一种语言、一种思维方式，是接受长期教育的结果。不同范式之间的差异往往是根本性的，因而，同一主体的范式是很难重新建构的。这意味着，即使是面对明确性较强的问题，研究者之间认识上的补集仍然是广泛存在的，而以“说服”的方式并不能有效的消除这些补集，因为这些话语都不是公认或明确的。 二、范式理论对科学叙事的解构 从象征性的角度而言，如果将科学视为一种知识或叙事方式的素材，就可以看出，范式理论对于那些信奉科学象征性能力的理念而言，具有多大的破坏力：范式理论相当程度的瓦解了科学象征性陈述中的完整性和线性。 （一）科学哲学的代理性问题 科学研究被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认定为，是由充分价值所指导的实践工作;科学家都是被时代精神所选择并完全遵循科学原则的人;而科学哲学家的责任是，指导这些明确性较强的科学，并将人类引向理想的境地。 而库恩以研究群体实践为出发点，并认为，科学越是进入到群体研究阶段，驱动科学发展的就越是研究者或研究群体对位置的竞争，不可明喻的人际规则实际取代了名义上的价值规范。这样的命题在科学哲学家眼里无异于将科学的发展置于不可知论中，该命题同时也隐晦的指出，哲学家并没有指导科学方向的权威。 在以上问题上，库恩被科学哲学界视为“相对主义”者，这种批评起码包含了认识论上的非法性，因为，其反对者同样是持相对主义的，二者的分歧只在于，库恩对科学研究现状的分析触碰了以下问题，即所谓的研究者职业价值和理想未来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叙事。而此一问题的直接推论就是，如果理想未必是真实的，“非常规”的研究很可能就是常规的。 因此，库恩的现象分析也就变成了对科学哲学业内道德的挑战。因为，只有去除异类，科学哲学家和所谓的常规科学研究者才能勉强的被视为一个整体。科学哲学家关于未来的理念的叙事才有可用的素材，其也可以名义上保留指导性的地位。 （二）符号的积累是否意味着进步 在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眼中，科学是有统一逻辑支撑的历时性活动，科学成果是渐进而无须逻辑就能相互替代的，积累性是科学指导人类接近真理的依据。而从象征性的操作角度而言，增强与进步之间构成相互指代的前提是，要使人相信知识内部的矛盾是暂时性而非日常的，这样，面对有待解决的问题，知识才能体现出积淀性——解决问题只在一迟一早。 库恩则明确指出，科学最初也是源自明确性较差的多元内涵学科，科学家之间的认识方式往往有本质差别，新成果往往产生于理论界的重大冲突中。这实际指出了，科学对社会发展方向的代理这一问题，并没有科学哲学家想象的那么乐观。 范式理论指出了，科学与未来之间的线性陈述亟待普及，这较某一科学是否解决了社会问题更为重要——起码对科学群体而言是这样的。很多科学成果在产生之初仅是缺乏证明手段，但却遭到科学界主流观念的大事指责，而当这些成果被证实或公认之后，其却又被视为科学的一项进步，似乎之前的分歧都不存在了。这一问题从库恩范式理论最初受到的争议，而后却被大事引用这一转变中就可探知大概。 这意味着，科学界内往往以群体内“中心—边缘”关系的变动作为代价，而保留了这一群体对于时间上的代表性。进而，矛盾不仅是可以掩盖的，而且是必要的，不是矛盾的矛盾才最适合解释学科的进步，因为同质性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