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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新兴学科在初创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那样简单，主要是由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使民众被纳入到他们的学术视野中，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对民间文化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又承继并深化了晚清知识分子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新民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学术救国的思想，而这些又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身的特点相契合，故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关键词]民俗学；多学科参与；文化立场观念；民众；学术救国；价值重估；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６１－０７ 刘颖（１９７３—），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师大文学院讲师，华东师大文艺民俗学０３级博士生；陈勤建（１９４８—），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刘复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蔡元培的《校长启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揭开了历史的序幕。从对歌谣的搜集到研究，进而将搜集与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民间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领域其他部分以及其他民俗学方面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呈现出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参与”的景象。诚如赵世瑜先生所言，这是由于新旧学科交替时期，没有明确学科边界的新兴边缘学科在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sup[１]/sup但究其深层原因，我们认为是由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观念的转换以及对民间文化价值的重估所致。晚清以来，民众在知识分子视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对民间文化重估的基础上承继并深化晚清知识分子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新民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学术救国的思想，而这些又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身的特点相契合，故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一 、民众地位的上升与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转变 从１８４０年开始，中国在面临列强环伺与入侵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文人士大夫、志士仁人纷纷投入到寻求救国救民、保国保种的道路与探索富国强民的方法之中。在保守与开放、西学与中学、体用、道器等诸多思想为开端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形成了一个对西方文化从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上的学习、借鉴、吸收的逐步深化的思想历程。在这一历程中，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民主理念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的进步观点，将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法治思想、平等兼爱思想、立君为公思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民”的观念激活了，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这里找到了救国的切入点，于是形成了清末民初政治谈民、思想谈民、学术谈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对民众进行国民性改造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的壮观景象。１８６０年以来，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从政治的角度都谈到了“民”，涉及民生、民权、民主等问题，如郑观应中呼吁国家要“以民为本”，“而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生乱之源，莫急于病民之政”；sup[２]/sup严复在民权问题上指出西国之王者“夫彼专为君”，很多权力“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而中国帝王“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故“民之能事，无有以发达”，“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权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sup[３]/supsup[Ｐ．７４]/sup因此君民的关系“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而“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sup[４]/supsup[Ｐ．７６]/sup思想方面严复揭橥改造国民性问题。他根据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一国犹一身也”sup[５]/supsup[Ｐ．７]/sup，“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sup[６]/supsup[Ｐ．２５]/sup、“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sup[７]/supsup[Ｐ．１８]/sup，因此将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作为判断民种高下的标准相应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而学术思想的铸旧陶新与政治思潮的嬗变演进又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此时的学术谈民也主要表现在倡导民权、关心民生、开通民智、培养民德等方面。“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sup[８]/sup古学复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诸子学尤其是墨学，它的“尊卑无别”的平等、兼爱思想，轻生死、忍苦痛的尚武精神等内质使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初导致“西学中源说”，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又被维新派和革命派作为变革社会、拯救国民的信念和思想源泉。sup[９]/sup再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就将西方的民权、议院、民主、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