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留日家书和诗稿.docxVIP

郁达夫留日家书和诗稿 我母亲手中保存了40多年的九封三叔达夫寄自日本的家信，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将这批手札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当时北图只拍了一套照片送还给她作为纪念，她又将照片珍藏了20多年（所幸十年浩劫中她藏得很好，抄家时也没抄去）。直到1982年1月逝世前几个月，母亲才把她用厚纸剪制封套的一叠20张八寸照片交给了我。 多年来，母亲交我的这叠照片因几经迁徙，已经无从寻找。去年因举办名家手稿展览，我去信请问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达夫叔的九封家书原件是否还在？得到图书馆肯定的答复，并应我的要求寄给我全套复印件。 郁达夫青少年时期留日8年，为何只有9封家书呢？从信中内容看，几乎每封信都有达夫新作的诗，估计当时母亲是为了学诗，为了要保存诗稿才把信保存下来，其余的信当时就毁去了。 1913年父亲（郁华烈士）二次东渡日本，带了刚刚结婚的20岁的母亲陈碧岑和幼弟郁达夫（当时叫郁文）同去，在东京租屋住下。父亲是当时大理院派去考察司法的，达夫叔入校学习日文，母亲后来也入女子家政学校。晚上各人功课完毕，在灯下兄弟二人谈古论今，吟诗联句，母亲也跟着学习作诗。后来母亲跟父亲回国以后寄达夫诗中有思念此时生活之句：“何日小屏红烛底，相将斗句理盘餐。”达夫叔9岁能诗，15岁入杭府中后不断写诗，还匿名向各报投稿。到日本一年以后剩下他一人，他很不容易地考入第八高等学校，虽然是学医，后来学经济，但给兄嫂的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有诗。如： 昔年作客原非客，骨肉天涯尚剩三。 今日孤灯茶榻畔，共谁相对话江南？ 对于母亲来说，在东京的一年是她的启蒙黄金时代，直到老年她还常常对我们说起。父亲自回到北京后因公事繁忙，与留在日本的幼弟通信则大半是母亲的事了。她不顾自己没有正经读过书，仍学着写诗寄达夫，如： 犹忆他乡同作客，那知今日独思君。 一家羁旅留京国，千里音书望暮云。 达夫立即和原韵酬答： 定知灯下君思我，只为风前我忆君。 积泪应添西逝水，关心长望北来云。 三叔把嫂嫂当作亲姐姐看待，而把长兄当作严父。他有时偷偷问嫂嫂多要点钱花，有时把为女性所烦扰而作的诗写给嫂嫂看，又注明“慎勿为曼兄见”。这一年正是到名古屋入“八高”后的1916年，也就是《沉沦》中主人公20岁时所经历的生活。长兄对他爱之深，责之严，他的得意经常要被扼制；如信中说：“曼兄再三戒弟以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亦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之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他还写很长的信教长嫂学诗，发一通对唐诗和唐以后诸家的议论，从议论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喜欢清初吴梅村和王渔洋的诗，至于说“闺阁中人”不宜如何如何，倒并非特别轻视妇女，而是反映那个时代和他本人对女性美的看法。以上也只是他早年的见解，其后他转而寝馈宋诗，晚年也爱黄仲则，并且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了。他在一张明信片中写了《奉寄》这样一首诗： 谁从乱世识机云。兄弟飘零几处分。 天下英雄君与操。富春人物我思君。 如今公论尊经济。敢把文章托盛勋。 记取当时灯下约。阿连有力净河汾。 千九百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作 达夫虽然从青少年时期就经受悲苦寂寞，具有特别忧郁的气质，但时时总也离不开忧国忧民。这首诗就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即使在招来“颓废作家”头衔的早期代表作《沉沦》中，也执著地贯穿着对祖国贫弱的呼号。他在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每有弃此红尘，逃归山谷，作野人想。是以日日课余后，跑三里余路至八事山（在名古屋西乡）散步，藉一得生人趣。近则以普度众生为心，即贫者病者，欲使之不贫不病。是以有暇辄埋头于书卷中，欲求得一真学问，使能用之于实事也。然脑病作矣，吁！弟不得不为天下苍生哭！……” 达夫叔终于在远离故国的苏门答腊死得那样惨烈，绝非偶然。在他殉难前不久的诗中已表明了与他早年的抱负相同但更为成熟开阔的心胸： 天意似将颂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这9封信是三叔从18岁到24岁时写的。说也奇怪，这里面几乎已经现出贯穿他一生的气质、爱好、才华以及对家乡祖国的思恋、烦闷、苦恼、思想矛盾……他十二三岁就喜欢写诗，十五六岁在杭州读书时曾投稿《神州日报》发表过诗，在日本时期从刚刚进入“八高”的1915年，就在校友会杂志以“春江钓徒”笔名发表诗作，尽管他开始是学医的，但后来在《新爱知新闻》和《太阳》杂志等当时诗坛权威严格选稿的刊物上发表过数以百计的诗作。从信中可看出他是按捺不住胸中沸腾着的情感，才形之于诗的。最后直到他晚年（说晚年，其实只40多岁）在印尼隐身流亡期间，再也不可能发表作品时，他仍然以写诗为难忍的痛苦之唯一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