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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应激反应 　　军事文献中用来描述士兵在战场上出现的心理、精神障碍的名词很多，例如：“炮弹休克”、“战争精神症”、“战斗衰竭”、“战斗应激”、“战斗应激反应”等。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士兵在战争中出现的心理、精神上的异常，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例这类减员是战场癔症性失明， 出现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史学家Herodotus是这样描述的：雅典人Epizelus异常勇猛，但在马拉松混战之后却丧失了视觉。奇怪的是他的身上没有任何受到损伤或被击中的痕迹，而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了，且其整个后半生都是如此。Epizelus认为自己失明的原因是当时看到一个非常粗壮的男人就在面前。那是个胡子长得把整个盾牌都遮住丁的怪物，他猛冲过来一下子杀死了站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人。一瞬间，Epizelus的整个世界一片漆黑。由于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主要减员原因是刀箭伤，战场情况对士兵的心理压力不大，故这类战场癔症性减员的数量很少，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美国内战、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中，精神性减员数量的增加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了解这种精神异常的重要性，并开始对士兵在战场上出现的影响战斗力的心理、精神异常表现的本质进行探索，其认识过程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将此类心理、精神异常视为“贪生怕死”的阶段 　　这个阶段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开始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自从有了军队、军纪和战争，该阶段就开始了。这是在战场这个特殊的条件下形成的，尤其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完全有理由将士兵 现精神心理障碍看成“贪生怕死”的表现，是一种违反战时纪律的行为，因而这时的士兵应该被送到战时的军事法庭，按照违反战时军纪处理。在各个国家的军队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这种“违反军纪”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自然的认识。通常对这类士兵的处罚比较严厉，如：将这些士兵关进监狱，强迫其加入“突击队”，甚至处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白人部队中有3％的士兵因患严重的“思乡症”而失去了战斗力，并被以“违反军纪”的罪名处决，但这种办法并未能降低“思乡症”的发病率。在现代战争中，“违法军纪”的观点仍被很多军事人员所坚持。究其原因，除了对这个问题的本质认识不清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二、将此类心理、精神异常视为“精神病”的阶段 　　l8世纪，一些法国军医最早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精神医学问题。他们了解到，部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士兵(其中包括一些违反纪律的士兵甚至逃兵)所受到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士兵存在着病态的心理障碍，故而不能理智地对待错误，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以是不应该受到审判的。于是在l759年，法军建立了一所医院，专门收治那些怀疑其违纪犯罪行为是一种精神疾病表现的士兵。此后，有心理障碍的士兵就不再因其违反了纪律而受到军法制裁了。由于战时出现的精神异常表现与日常人们见到的精神疾病表现十分相似，所以法国军医提出“精神疾病”本质论，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是，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军事精神病学保障工作却遇到了很多难。例如，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军一方发生大量的精神病减员现象，俄军将领认为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重要军事医学问题，于是在哈尔滨设立了一所精神病中心医院。这里每天可以接收43～90名病员，但经过l5天的治疗，病员中只有极少数在短期内归队，在收容的275名军官中就有2l4名被后送，l072名士兵中有983名被后送。从日俄战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将战时的精神性减员按平常的精神疾病性减员处理，虽然使士兵免遭军法制裁，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仍然流失了大量的有作战指挥技能的军事人才。 　　三、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ThomasSalmon博士提出处理此类伤员“及时、就处理战时精神异常人员的三原则。这个里程碑标志着“精神疾病”的阶段发展到了高潮，也标志着应激阶段的开始。三原则提出以后，大量的战争心理医学保障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对精神异常本质的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很多事实表明：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通过对这类减员的观察研究，人们发现减员的主要原因是战场环境因素一应激源一造成士兵的心理生理适应障碍。战场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战斗的激烈程度、指挥官的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凝聚力的强弱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战场环境因素，就是人一机一环境因素，即高技术武器对其操作者的过高要求所形成的应激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对参战人员造成的心理负荷过重，超过了军人的适应阈值就会形成适应 　　障碍，士兵会暂时或长久地失去战斗力，造成精神性减员。士兵的心理素质或者性格因素与战时士兵精神异常的发生关系小大。随着医学模式向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军人在战场上出现精神异常的本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