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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群意识”与大唐帝国的崛起 摘要：“我群意识”的核心内涵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属感，也就是对本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和群体意识。具备了“我群意识”的民族，就会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在唐代不仅汉人而且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周边的不少民族也都具有了这种意识，并且都以唐人而自居。“我群意识”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在大唐帝国的崛起和强盛的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西北边疆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正州府体制和羁縻体制的地区，“我群意识”的具备程度相差很大，直接影响到了唐朝在西北地区统治的稳定与否。 关键词：我群意识；归属感；唐人；羁縻体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XX)04－0106－08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之后，两千多年以来虽然也曾出现过几次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但都历时不长，总的来看，中国长时间地保持着稳定统一的政治状态，这种政治状态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内部，中国的社会结构长期处于超稳定的状态，虽有改朝换代发生，但却对这种社会结构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在经济方面，中国也长期处在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地位，而这种繁荣的经济形态并未借助任何外力，完全靠中国内部力量发展所致。以上这些状况至唐代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使大唐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历史时期，并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据有非常显著的地位。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古代的这种优势地位?除了通常所说的历史、地理等因素外，“我群意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我群意识”的基本内涵 德国学者弗郎克·泽林在其所著的《中国密码》一书中，使用了“我群意识”这一概念，并用来分析清朝内部的社会情况。其实这一概念并非弗郎克·泽林的发明，从其书中的注释看，是引自于20XX年6月10日《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但其没有注明文章的作者、文章的题目等情况，却提到了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和英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名字，可见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的流行已经比较普遍了。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无法准确地查出这一概念最早是哪位学者提出来的，不过这一切并不要紧，它并不影响对这一概念内涵的了解。 据弗郎克·泽林所述，“我群意识”的核心内涵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属感，它具有积极主动的特性，不仅有对他人的认可，同时也包含着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弗郎克·泽林还认为这种共属感，就是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说的“归属感”，也就是约翰·罗尔斯所说的“一个互利合作的企业”。从这些论述看，“我群意识”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们对本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和群体意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民族或国家的挚爱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所产生的巨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能够把一个庞大的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种信念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往往要比物化的力量更为强大，更为持久。 但是弗郎克·泽林又认为“我群意识”并不等同于民族自豪感，这是因为民族自豪感是“果”而不是“因”，“我群意识”才是“因”，只有具备了“我群意识”的民族，才会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我群意识”不是人为地培养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地共同生产与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古代的中国而言，“我群意识”的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以及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儒士组成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长期超稳定地发展，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二是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所创造的良好的社会气氛，安逸富足的生活条件以及和谐的社会环境。当然这后一个因素是相对而言的，是与历史上世界各国相比较而言的。因此，一个民族的“我群意识”是凝聚与激励民众的核心因素，“无论国家的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作为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形成“我群意识”，专制者“便只能依靠全面镇压的手段来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注定将走灭亡”。另外，“一个民族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我群意识’对危机的承受能力及其应变能力”。 “我群意识”既不能等同于民族自豪感，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爱国主义。因为其特别强调“共属感”和“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指人与人之间，也包括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约翰·罗尔斯之所以采用了“一个互利合作的企业”的这种论述，而没有采用“国家”、“政权”、“民族”这些词汇，笔者理解其强调的是“互利合作”的契约性质，如果民众在这个“企业”内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这个“企业”就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必然要解体，所以“互利”与“合作”是一个民族产生“我群意识”的前提。这就是在前面论述古代中国形成“我群意识”的原因时，强调经济繁荣、富足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气氛等因素的根本原因。 二、唐人“我群意识的形成 我国自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