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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礼乐；察乐知政；道德精神；乐教 [作者简介]杨雅丽，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重庆涪陵．408003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XX)07—0073—04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其显著特色是文化结构的各层面皆趋向于对政治与伦理的深切关怀，古典乐论的话语主题和深层意蕴皆带上这种文化的鲜明烙印。中国古乐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形成于周代。儒家对夏商以来，特别是周代的乐文化进行了理论阐释，由此而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儒家乐论。周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之重要意义，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西周之繁荣与鼎盛，也为数千年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范式。阐释周代礼乐文化与儒家乐论，既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史之探源性研究，又能发掘经典文化之精华，为新时期民族文化之继往开来找到适合本土国情的文化资源。 一、礼乐在周代政治中的完美结合与儒家对“礼崩乐坏”之思考 周代是中国宗法制度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周人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型范式。周人的伟大祖先周公兼得前代伦理政治早期实践之经验，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对之“损益更新”，使伦理政治的实践形态趋于成熟。周公“制礼作乐”是周初政治最足以震撼历史的重大事件；它确立了周人以礼乐安天下的政治方略，也将乐同经邦治国之伟业紧密结合。周代的礼乐文化是先秦儒学的根基和摇篮。孔子对夏商周文化遗产有精深研究，他推崇周代的礼乐政治，向往周公之治的辉煌成就，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从《仪礼》《周礼》《礼记》涉及的内容看，礼包括了天子侯国建制、疆域划分、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婚丧祭、宫室车马、天文律历、教育习俗等极丰富的内涵。周人用礼区别嫡庶与尊卑，将社会组合成一个等级有序之网络；又制定了详备的礼仪条文，以防范人的行为走向偏斜。 周人的又一个伟大创造是将乐与礼紧密结合，甚至可以说，周代统治者是为礼而作乐的，他们用礼和乐共同维系宗法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构建他们向往的和谐安康的宗法伦理社会。周人通过礼乐制度将周文明推向一个辉煌境界。譬如作为乐歌的《诗经》，就是因为周代礼乐制度而留存于世的。根据《左传》《国语》及“三礼”的记载，《颂》及《雅》诗的一部分属典礼用诗，这些诗歌与音乐、舞蹈相结合，按照一定的等级规范在祭祀、会盟、朝聘、宴会等典礼上歌舞和演奏。这昭示着诗乐由原始宗教领域向社会政治、人生礼仪的延伸，以及由典礼仪式向人生交际、世俗生活之扩张。乐与礼在西周社会政治舞台上实现了和谐统一之完美结合，也确立了中国“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依”之历史演进范式。 《论语·卫灵公》记载，颜回问治国之道。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把乐作为社会政治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四分五裂，礼乐制度跟周王室一样名存实亡。孔子向往周代礼乐兴盛的政治局面，所以对现实生活中违背礼制的行为极为反感。他敏锐地观察到，一些僭越礼制的行为正表现在对乐舞的使用上。《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身为大夫，却演奏只有天子才配享用的八佾乐舞。在孔子看来，这种滥用乐舞的行为是对等级制度的僭越，是对周礼的践踏。孔子清醒地意识到，周公“作乐”，不是为了创制一种纯粹追求美感和娱乐的艺术形式，而是要赋予乐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是为了以乐和礼构成周代政治的两翼，以此纽结和维系宗法伦理政治之体系。《雍》是《诗经·周颂》之篇名，本为周天子祭祀后撤去祭品祭器时所演奏之乐，是王权政治的象征。三家大夫祭祀完祖先后演奏《雍》诗撤去祭品。孔子认为，《雍》诗里唱的是“四方诸侯来助祭，天子穆穆好严肃”，这诗句怎么可以在三家庙堂里演唱?可见，乐是周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衰微之情形下，一些僭越周礼的人必然会滥用周乐，“乐坏”与“礼崩”是联系在一起的。 儒家在讨论“礼崩”的同时讨论了“乐坏”之情形。《礼记·郊特牲》日：“诸侯之宫县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僭礼也。”“宫县”指在庭之四面悬挂钟磬，此为天子之乐。诸侯可以用“轩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