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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代封崇看屈原精神软实力的生成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自晚唐开始，历代朝廷多次敕封屈原，修葺其祠庙，并纳入祀典。这些敕封与祭祀凸显了屈原精神之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机缘。尽管历朝封号名称和褒崇用意不尽一致，但在同一主体对象身份认同背后，都共同彰显了对屈原精神示范性的推崇。在代代相承的推崇中，屈原精神软实力的构成要件（灵威、清烈、忠节、文化名人）和示范功用（宗教价值、伦理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得以生成。 关键词：封崇；屈原精神；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XX.01.018 当代屈原精神研究一直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联，学术界和民间文化界重点探讨了屈原精神的本体论与价值论问题，研究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丰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故而，笔者认为，要系统全面地解决为什么屈原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如何传承好屈原精神，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视域，高屋建瓴地整合众说纷纭的屈原精神内涵。此外，民间屈原信仰崇拜，屈原旅游文化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端午节”，世界文化名人等，这些文化现象丰富而散乱，急需一种理论建构，以便引领屈原文化的健康发展，并总结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创造积累的屈原文化资源。 “精神”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在当代国内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及学者的思维中已经被认作一个不争的事实。精神软实力是以民族精神或国民精神为基础的竞争性软实力，是民族精神在民族或国家发展中所起的凝聚力、吸引力、创造力和推动力作用所构成的国际间民族或国家交往中的“精神竞争力”。民族精神并非抽象的形式，而是由无数个民族的“脊梁式”人物及事件支撑起来的实体，屈原即属于其中之一。以“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为立身原则，忧国忧民于众皆贪婪之时代，好修自爱于浑浊之世道，是屈原强烈的爱国忧民及正直高洁人品得以实现的灵魂之所在，更是屈原留给中华民族激励后世的人间正气。无论古今中外，谈到屈原，大都为其强烈的爱国忧民及正直高洁的人品（即“屈原精神”）所折服。屈原精神以屈原作品、屈原事迹为载体，传承两千多年，传播海内外，从时间和空间层面不断彰显着屈原精神的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和创造力，合而言之，就是“屈原精神软实力”。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这句在公元8世纪发出的天才歌吟，在文人文化精神软实力与帝王物质权势硬实力的对比中，敏锐地洞穿了屈原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生命力、影响力。其实，不仅诗人如此判断，在李白之前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和之后的宋代史学家司马光都曾在史书中表达了屈原精神“与日月争光”的判断。如果说文人和史家，作为民族精神的良心和代言人，在屈原精神示范性认同上还有点惺惺相惜的情感共鸣和命运相通的精神共振的话，那么，历代帝王对屈原的封崇则是以世俗权力的身份在全社会认可和推崇屈原“昭日月”的品格精神。本文即从中国历代屈原封崇来考察屈原精神软实力的生成。 一、屈原精神软实力的历史生成 据笔者考证，历史上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在屈原出身地湖北秭归和沉身地湖南汨罗等地，屈原祠使用朝廷封号的情况不尽相同。唐哀帝李柷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封屈原“昭灵侯”，用于朗州、岳州屈原庙额。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五月五日，屈原被进封“威显公”，用于岳州屈原庙额。北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封屈原为“清烈公”，归州立“清烈公”庙。北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正月三十日，敕封屈原为“忠洁侯”，亦即潭州屈原庙额。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七月二十七日后，屈原封号统一为“清烈公”，秭归、汨罗屈原庙额均用此封号。元仁宗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七月三十日，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元代晋宗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元代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汨罗屈原祠题额“忠洁清烈公”，元晋宗泰定（公元1324-1328年）、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秭归屈原祠仍袭额“清烈公祠”。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敕湖南汨罗屈原庙复号“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岁五月五日致祭。明代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前后，秭归屈原庙额仍保留“清烈公”封号。清初至清末，秭归屈原祠沿用宋代封号“清烈公”。 祭祀屈原，宋元以后已经被统治者纳入祀典。宋理宗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元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官方多次修葺汨罗“屈原祠”。元晋宗泰定（公元1324-1328年）初，元惠宗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清乾隆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