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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汪曾祺文学语言观 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位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其语言观与现代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现代语言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与创作实践，挖掘汪曾祺语言内在的准确性、文化性与生命力，可以更充分地理解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语言本体论的思想。 关键词：汪曾祺；语言观；本体论 关于语言的功能，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把语言比喻成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强调语言与思想的不可分割性与其本质的思维功能；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认为“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强调了“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与世界。在他们看来，语言是思想的本体，人的语言过程即是思想的过程，甚至某种程度上世界本质上就是由语言编制而成的。现代西方语言学的主流观点，把语言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嬗变过程中，语言上的发展是一大特色。在二十世纪西方“语言转向”思潮的引导下，作家的语言观也随之改变，从“使用语言”转向“发现语言”的目标。汪曾祺是当代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的重要理论家和践行者，他一直强调，语言不应仅仅作为载体而存在，而是“本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思维的语言和写作的语言应该是一致的。”在文学语言的作为工具的基础上，把语言置于全新的维度，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其对小说语言的准确性、文化性和生命力的精准把控。 一、准确性 汪曾祺对语言评价的唯一标准——准确。“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個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这里的“准确”不止是表意明晰，言简意赅，“最适合”，还包括选择的唯一性，而“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则体现出一种与环境和世界相融合的关系性。可以说，准确是一种极高的创作水准，也是汪曾祺语言审美标准的核心。 汪曾祺小说多表现水乡风俗，故多有方言俚语： “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 这是《受戒》中一段精彩的人物描写，句式工整，用词地道，尤其“格挣”这一形容词是汪曾祺故乡方言的说法，选取这个词时，他斟酌了很久，直至从晋方言和古元曲里发现“格挣”得以印证。其选词之准确与考究颇有中国文论“无一字无出处”的遗风，人物的神韵在语言中得以塑造。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这段水乡景色描写可谓汪曾祺神来之笔。单从语词的组合上，只是简单的景物描摹与叠加。细究起来，名词、形容词、动词、象声词糅合恰到好处，ABB式语词和散句相得益彰，将柔软平和的水乡风情融入到语言的形式与节奏中。若将原句（音韵上是平平轻平）换成“青浮萍，紫浮萍，水蜘蛛，长脚蚊子，”在音韵上变成了平平平，就不如原句错落动听。可以说，这些节制的语词、语句形式相互交织生成了一个动态的，光色兼备，声情并茂的景物话语场，语句的语义由此产生修辞增值，成就一种见字如画，进而如临其境的体验。一段自由的、舒展的、天性的爱情便蕴含在这幅流动而空灵的写意画之中了，颇具余音绕梁之美感。 二、文化性 语言自身具备文化的属性。西方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提出“语言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显著特征，二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在汪曾祺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和内蕴都沉淀在语言之中，文学语言的艺术与审美与作家的文化积淀和滋养关系密切，作家对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理解愈深入，其笔下的语言便愈有特点。 汪曾祺善于把握汉字的文化特质。“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的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汉字具有独特的文化内蕴，异于形式显现的、逻辑性强的西方拼音文字，汉字的结构与生活真实间的保持着独特的暗喻关系。故汉语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艺批评理论、美学乃至思维方式都具有文化的共性，能察形见义、因形通心、值得反复玩味。汉字的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运用的过程中保持着独特的形象性和音乐性，也因此造就了丰富的修辞风格和文化意蕴。 “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 这段话用词节制，短短三十七字却创造了十余出停顿，长短句有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