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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摘 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是五四时期不同背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群众接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逻辑发展，也是十月革命后国际社会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欣欣向荣与经历一战浩劫的欧洲的凋零颓败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性抉择。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其自身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能够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提供理论担当。 关键词：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 历史选择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6.012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6-0049-03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拨开云雾见天日”， 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纷纷扛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毅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既是近代中国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民众探索国家出路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社会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欣欣向荣与战后欧洲的凋零颓败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性抉择，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特质散发出的耀眼光芒有着根本联系。 一、历史必然：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民众探索国家出路的必然结果 五四时期，中国有识之士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决然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解救中华民族的革命出路，首先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演变的客观要求，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民众不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噩梦般的屈辱历程。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屈侮的悲愤中奋起的无数仁人志士，从提出“师夷长技”思想开创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新风的魏源，到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大力兴办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从主张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吸纳西方政治经济学说的郑观应、马建忠等早期维新人物，到以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为导向发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从意在“天国理想”强烈撼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洪秀全等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到志在“振兴中华”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统治的孙中山、黄兴等辛亥志士，及至辛亥革命失败后发起新文化运动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文化巨擘，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复兴之路。 农民运动惨遭镇压、维新立宪半路夭折、民主共和种瓜得豆的残酷现实，昭示着中国先进分子：旧的农民平均主义救不了中国，从西方搬来的民主主义同样无济于事。对此，毛泽东的反思可谓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共识。他说，不论是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全都行不通，而且还痛感，越是向西方学习，西方对我们侵略的欲望与行动反而越是强烈。中国人民在内心深处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就这样，痛彻肺腑的挫折与失望深深教育了中国人民：要救国于危难，要解民于倒悬，必须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理论武器和革命道路。 20世纪初社会变革的挫折，在贻误中国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新的探索，进而开始关注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见，走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是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民众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国情下，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国家出路的逻辑发展。 二、国际参照：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勃勃生机与战后欧洲的衰败凋敝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性选择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共处一片大陆的欧洲却满眼混乱颓败。这种落差鲜明的对比构成了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参照。 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经济凋敝、民生困顿如故。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中国出路究竟何在？正当大家极度苦闷、彷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一声春雷震醒了中国先进分子，而胜利之后新生政权的蓬勃生机更是令他们眼前一亮。 十月革命的成功，把社会主义从书本理论推进到了实践层面，为处于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新的选择：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发生地——俄国与中国国情相近，苏维埃政权发出反对帝国主义号召，并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致使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这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思想的很大震动。由此，十月革命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移到俄国，与之相适应，在思想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把视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