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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社会时代划分与新时代开启的依据 摘 要：近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多依据论”和“一依据论”。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外在集中表现，社会基本矛盾的质变和显著量变都外在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主要任务和主要特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时代划分和开启的基本依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大时代的开启皆因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质变，外在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a-b式转变。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生部分质变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a-a’式转变，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关键词：时代划分;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 基金项目：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社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研究”（x2sxN9180120）。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9-0049-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9.005 一、问题的提出及学术梳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命题以来，人们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何以由“新时期”进入“新时代”？划分时代的依据是什么？学者们有的含糊其词，有的甚至将新时代与主要矛盾逻辑关系倒置，如郭国祥认为，新时代科学论断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依据[1]。新时代开启的依据问题不解决，就难以理解“新时代”及其“新思想”“新任务”。 （一）新时代开启依据的梳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依据，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六依据论”。梅荣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有充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依据”[2]。 “四依据论”。邓纯东认为，进入新时代科学依据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主要任务发生了新变化”，“党的指导思想和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有新变化”[3]。朱佳木认为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由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变化、国际地位变化、理论新成果、目标新布局四个方面构成[4]。刘景泉、肖光文从时代依据、实践依据、矛盾依据、理论依据进行分析，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基于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新变化、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基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基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即产生了新思想[5]。 “三依据论”。韩庆祥、陈曙光认为，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有充分的根据：一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二是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三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进一步认为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必然产生历史性影响，最鲜明、最根本的影响就是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6]。王静认为新时代的提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据;以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展所引起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历史依据;以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深刻总结为现实依据[7]。 “二依据论”。包括重要依据和根本依据。杨雨林认为，迈进新时代的“重要依据”是世、国、党三情变化，“根本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8]。 “一依据论”。主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开启的依据。李君如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依据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9]。王立胜认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10]。张三元、严书翰、汤顶华、丁文阁、张莉都持此观点[11-15]。 （二）新时代开启依据论评析 上述“多依據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依据，同时，都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依据之一，为人们认识新时代的开启提供了多维视角。 在“多依据论”中，存在着依据与标志混同的误区。不少论者分别将新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新任务、新战略、新思想、国际地位新变化等因素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一起作为新时代开启的依据，这不严谨，也不合逻辑。新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的同位语，不能作为新时代开启的依据;而新任务、新战略、新思想、新布局、新要求等，是由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必然。同时，不是新思想开启新时代，而是新时代孕育新思想。这些可以作为新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但不宜作为新时代开启的依据。正如可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时代开启的标志，但不能将其作为时代划分的依据。时代划分依据有其基本因果逻辑，不能用时代开启的结果作为时代开启的依据。 把国际因素当成新时代划分依据的理由亦不充分。国际环境发生新变化不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