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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摘要]在特定历史形势作用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指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便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思，勾勒出美好的社会建设蓝图。但是，这个设想并不是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简单袭承，也不是对现实社会进行现象层面的简单描述，而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和把握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社会进行全方位预设，对中共获取意识形态话语权、凝聚革命力量、最终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设想；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6-0001-05 古往今来，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对未来社会作出自己的思考与设想，并以实际行动为此加以证明。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过程，促使人们对精神变为物质的可能性不断作出新的探索与解答，提升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拓宽了他们的实践领域。于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就成了人类社会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成为人类思想演进过程中极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毛泽东在胜负未分的激战中高瞻远瞩地审视着中国社会之未来走向，并为此拔新领异，进行了多个维度的设想，力图使自己的设想独辟蹊径却又与世界发展之潮流相依相随。 一、设想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吸收与突破 毛泽东思想生成、生长的重要土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解读毛泽东及其思想必定要将其放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谱系当中。但是，他的思想又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因此中华文化发展脉络这一坐标系同样是理解毛泽东不可或缺的。因而，具体到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理论支援主要地来自这两个重要的维度。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未来社会进行设想的重要理论支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1]在物质资料极为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成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得以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劳动产品也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力量的堆积，而是为全方位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性存在。受此影响，毛泽东在1939年底就已经明确地点出了中国社会之未来走向，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破了题。他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2]这基本的理论逻辑主杆，为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之未来作进一步预设和描述明确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与理论逻辑规划，主要地是一个未来社会发展总体方向的指引，而不是从具体的制度层面加以论述。实际上，在明确人类社会发展态势和潮流涌动的方向之后，一个十分严峻的难题仍然摆在毛泽东面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所面临的革命斗争与经济社会重建任务之间的张力关系，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毛泽东必须为最终社会理想与愿景寻觅实现路径，在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搭建坚固的桥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同样给予了毛泽东相当重要的启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分为了两个阶段：一个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刚从旧社会的崩溃瓦解中诞生并在新旧社会交融与交锋中艰难生长的尚未完全摆脱资本主义诟病的社会形态；一个高级阶段，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远景目标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之后所产生的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弊病以及消灭一切不合理现象之后方能进入的理想社会形态。易言之，从现实社会到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受此启发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明确地解答了中国社会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明确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即将进入的是一个过渡阶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止于对社会未来之发展方向作简单的描述，而是从制度层面加以选择和预设。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国体——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从这一论断中，毛泽东把抗战结束之后即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概念及其两个重要维度以一种高度概括的方式进行阐述。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预设，给予毛泽东重要的启发。这使他的设想更加接近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而使众多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民群众能较容易地理解并接受他的设想，使中共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中优势胜出。历史的车轮前行至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在多灾多难的国度艰难地探寻着向美好社会生活迈进的路径。其中，“大同”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康有为的《大同书》分析了人类正在承受着的各种各样来自自然的和人为的苦痛，认为这些苦难通过建立一种科学的生存模式——大同世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