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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化角度浅析中国政府预算关注度较低问题 【摘 要】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努力的将预算透明出来，许多专家学者也致力于研究提高我国政府预算透明度的科学方法。可偏偏为什么中国人民对政府预算并不感冒，如果人民不去关注政府的预算报告那么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关注和监督政府的行为本是我们公民的权利，而中国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中国人对政府预算的不关注除了专业知识、渠道等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和中国文化下养成的习性有很大的关系呢？ 【关键词】 预算透明;公民权利;中国文化 中国人对“身体化”的追求而忽视了“人权” “身体化”的存在，就是指人生活的意向导向满足“身”之需要。并不是说没有心智、感情、意志的发挥，而是这些活动亦将以“身体化”需要为主导意向。所谓“身体化”需要的内容就是指“揾食”与“安身”。 研究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中国的历朝历代永远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与西方国家那样天然的“独立”有着鲜明的对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势必会造成中国百姓身上带有一种“奴性”色彩。例如从古代各个封建朝代的替换中可以看出，不管皇室怎样的欺压、赋税多么的苛刻，只要农民还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去反抗。古代的农民追求的便是这种“身体化”上的满足。即使是那时的读书人也不例外，读书人常把自己用功用“废寝忘食”来形容，以自己的身体不休息、不进食来说明自己的刻苦，亦好像只要自己的身体遭到这种苦难便会学到大量知识。其实学习知识的多少似乎和不吃几顿饭、不睡几夜觉并没有多大关系。再例如我们就喜欢用“身”这个名词来称自己，例如说“本身”或“自身”，即使是上升到人格上的侮辱在中文里也被称是“人身攻击”。在对别人的关心上也是都关注对方的身体，就像是只要对方身体健康，那么他这个生命体就是活的很好。所以“身体化”对古代帝王的统治便是一种民心的保障，只要做到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可谓就是达到了天下大治，黎民百姓也就不会造反，因此人民也不会去主动追求在他们看来很虚无不像身体那么实体的“人权”。即使在当代的中国也是如此，人民似乎只要自己吃饱穿暖，政府在做什么也不会有多大的关注，就算是自己交的税，自己该交多少？交上之后怎么用？用的效率怎么样？好像都与自己无关，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按照国家规定把钱交上去就行，剩下的只要我还能有饭吃还能活下来就不会关注政府的行为，更不要说去起到监督作用了。 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讲究“仁者，人也”。因此中国人无论是在二人关系还是上升到国家集体时都讲究一个“仁”字。“仁”若要理解为一种关系那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如果是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来顾及他人利益、顾全大局那么便会得到众人认，可谓是“仁之所尽”，若是因为自己而侵犯了他人利益则会被称为“不仁”，会被人说成自私，因此我们不自觉的就养成了“多吃点亏”的习惯。例如中国的大多数父母，如果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发生争执或扭打时，他们一般不会问事件的起因和双方谁对谁错而是把自己家孩子拉到一边批评甚至打一顿，以此来显示自己在处理时做到了“仁”。而正是这种做法让孩子从小就没了敢于为自己权益斗争的勇气，似乎错的一方永远在自己这边，进而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本性、自我压抑的性格。 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大多数是一个弱化的“个体”，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这个个体很脆弱，很单薄，公众场所中往往会感到自卑，觉得别人都在审阅自己，结果就多露出了不自然的表情。中国大多数人的倾向不欣赏一个人有“个性”，而是欣赏一个人“不脱离群众”、“不掉队”、“跟大家一样”。好像我们只有在一个群体里才会有安全感，去做一个老实人，如果和大家不一样就会感觉被孤立、区别对待一样。所以当自己突出地走过一大堆人面前时都会出现脚步踉跄。此外，在课堂或听演说的场合中，自己想发问，多半会憋在自己心里，不敢发问;或者，总要由别人起一个头，自己才敢发问;而且，即使开口，也会感到血液沸腾，面红耳赤，声音颤抖变形，因此显得语词错乱。像这个一个被弱化的“个体”在面对普通大众时都不能表达自己所思所想，在面对一个国家政府、牵扯集体利益时又怎么会坦然的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呢？即使自己很想关注自己的钱用在了何方，可是出于自己这样做是不是侵犯了集体的利益？别人都没有去理会，自己这样做会不会被政府以后区别对待呢？毕竟我个人的力量是那么渺小等等方面的考虑，便会打消自己想要关心政府预算的念头。殊不知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了解自己交给政府的钱用在何处本身就是自己的权利，去行使权利并不违反道德;更不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