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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的比较方法论 文艺批评的方法是本世纪为人瞩目的议题，但很少有人将比较方法列入其中；“比较文学”也已成为本世纪的显学，但不少学者又认为比较方法不是这门学问的基点；涉及美学的文艺各领域人们经常运用比较方法，但对于比较方法的作用原理却研究得不够。究其原因，无不因为“比较”是太普遍应用的方法了。实际情况是，“科学主义”的侵入和渗透已成为本世纪文艺理论的重要趋向，不少学者对各种“原始”的方法似乎已不感兴趣，或者认为不值得特别的重视和发掘，所以连与比较方法关系最密切的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也避讳对比较方法的强调。 人所共知，各门学科的方法论都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思维形式和通用的观察方法的基础上；只要不忘了适合于该学科的特殊要求，从一些通用的方法中同样可以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来。何况比较方法在历来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如对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也称“互典性”）的研究，以及从这种研究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文艺批评和鉴赏，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其它如对文学作品的主题、文体、结构诸方面沿革的考察，也都离不开比较方法。只不过以往多数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并非十分自觉地应用比较方法罢了。 一 在探讨比较方法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中的意义之时，不能不涉及人们在整个学术研究和一般思维活动中所依据的方法论。通常的方法论都是建立在主体从观念上掌握客体的一些基本方法上，如观察、联系、比较、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人们常常将之混同于认识论。其实，它受认识论（对存在与思维关系总的认识方法）的制约，但有别于认识论。近代不少学者发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富有成果的两种重要的“综合化”方法，即“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之所以称它们为“综合化”的，原因在于它们之中无论何种都不是采用孤立的一种方法。不过“历史方法”的主要特征在于“事实上的联系”，即考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各种事物之间实际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消长的关系；而“比较方法”则不限于同一时空的比较，只要“类似”、“情近”、“理同”或有“对照”的作用，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几种事物都可以通过反思联系在一起，或两相比较，或以此证彼，或重点分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历史方法给我们提供了确凿的事实和基本的概念以及各种渊源和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切实的基础，任何理论建设都将是徒劳的；比较方法极大地开阔我们的眼界，发挥了直觉、联想和想象等主观能力，没有它，我们只能跟在“事实”后面爬行，很难有所发明和创造；两种方法中还有重叠的部分，即“历史比较法”。然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常常还是要顾此失彼的；或者象比较文学中的“法国学派”和部分的“美国学派”一样，有意地厚此薄彼。我们现在分别地剖析这两种方法，目的在于引起对不同研究方法的各自作用的自觉意识。 美国肯塔基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前主任A．S麦肯兹（Mackenzie）早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文学的进化》一书中，就很明确地提出在文学研究中“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的分野。他主要从“历史方法”出发，认为文艺研究或“文艺学”（literatology）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应该只是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即：我们要把文艺主要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凭借各科知识来归纳和解释必不可少的有关材料或事实。然而，他同时看到文艺的范围广至全世界，而文艺学至今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因此，钻研文艺学的人不应该只是注意到各种事实，还必须考虑常常会出现引向“迷宫”的各种“岔道”（论者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点明，将文学现象单纯地纳入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或语言学等某一门学科的研究轨道中，就会进入那“迷宫”）。这时，“比较方法”便有助于识别那些“岔道”，因为它特别适合于研究文艺的某些重要特征。文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它还有超时空、超历史的价值论方面的意义；那不是通过搜集和分析前后左右互相关连的事实所能掌握的。也就是说在历史方法之外，一定还要倚重于比较方法。麦肯兹对这两种方法固然尽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他实际上是更倾向于后者的。例如，他说：“根据我们的目标，可以选择一种方法：或者是历史方法，或者是比较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所取的观点和对事实的剪裁和拼接方面，虽然有些不同，但最终目的是相同的。我们将会一再地碰到这种情况：即使在连续性和实际接触都极不可能产生之时，仍然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类似性可以证明人类具有共同的心理本质。”(注1)他进而写道：“当然，这两种方法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对抗的现象。如同一些比较文学论著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不过，要阐明文学进化和发展的真相和本质，应该主要依靠比较方法。”(注2) 印第安那州大学M.莫里尔提（Moriarty）教授认为，麦肯兹的观点与英国著名的比较学者H.M.波斯奈特（Posnett）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