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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创新 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对传统乐府的体式开拓和艺术创新，集中代表了杜甫诗歌的创作成就，鲜明体现了杜诗作为“诗史”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征，在杜甫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汉武帝正式创立乐府官署，乐府作为一种新的诗体也开始了它的发展（虽然当时“乐府”只是朝廷主管音乐的机构名称而非诗体名称，但这种诗歌样式是伴随乐府机构而出现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当时所采集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等民间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且“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对这类被后人称之为“乐府诗”（或乐府民歌）的基本艺术特征和表现功能作了简要的评述。汉乐府中的部分民歌，如《战城南》《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民众心声，显现了乐府诗的本质特征，成为汉乐府中的精髓。因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乐府的創作传统，也是“乐府诗”的精神内核，更是后世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诗的创作准则。 基于乐府诗的这种重要特征，我们认为，“新题乐府”首先必须继承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和现实精神，否则，就抛弃了乐府诗的本源，丧失了乐府的实质。杜甫的“新题乐府”之所以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并奠定了“新（题）乐府”的创作格局，根本原因即在于它充分地显扬了“汉乐府”的这一创作精神与本质特征。 一 杜甫“新题乐府”诗作为唐代出现的新诗体，既具有对传统乐府诗的继承性，又表现出艺术形式的开创性。汉末魏初以来，乐府诗开始受到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逐渐地由民间转移到文人手中，并因之得到迅速发展。建安、曹魏时，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乐府诗人，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以古题写时事，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乐府诗，如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但从其发展趋势看，“上变两汉质朴之风，下开私家模拟之渐……乐府与社会之关系，始日就衰薄”。乐府诗在六朝至初唐时期形成了创作高潮，但六朝乐府“其风格则儇佻而绮丽，其歌咏之对象，则不外男女相思……几与社会完全脱离关系，而仅为少数有闲阶级陶情悦耳之艳曲。”而初唐乐府也“不过音制调和之事耳，其内容之空虚而日与实际社会相远如故也。”因此，综观杜甫以前的乐府诗，大多是“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即使有自拟诗题者，也很少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和创作精神，故并不属于被后人确立和认同的“新题乐府”的范畴，笔者认为只能称作“自拟题目的乐府”。杜甫在写《兵车行》等作之前，也写过一些自拟题目的乐府诗，如《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乐游园歌》等，但我们并不把它们看作“新题乐府”，原因即在于此。因而，杜甫之《兵车行》《丽人行》等作，才是杜甫以至唐代最早的、真正的“新题乐府”。 什么是“新题”？明人胡震亨说：“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而杜甫“新题乐府”的“新”，不仅体现在诗题的外在标称上，更体现在其内在意义上。杜甫在学习、吸收汉乐府的精神实质及艺术形式的同时，结合自己的见闻、感受和体验，从现实事件中概括生活的本质，自创新题写时事，体现出全新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三吏”“三别”便是诗人从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遭遇的征兵事件中，通过艺术提炼而自创的六个新题，而其本身就十分概括地揭示了现实的本质特征。如以《新安吏》名篇，即以新安小吏与“客”（作者）就征兵一事的对话，展示了社会现状及民众苦难。以《新婚别》命题，则以“暮婚晨告别”的女子对被征丈夫的倾心话语，描述了由战乱造成的人生悲剧。此外，杜甫的其他“新题乐府”的立题也大多与此相同，如《丽人行》以杨氏兄妹的豪奢、淫靡的生活及炙手可热的权势自制新题，《悲陈陶》以唐军兵败陈陶为表现内容自立新题，《哀江头》以曲江今昔盛衰对比而自创新题。这些“新题乐府”在创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从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创制新题。因此，诗题均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元稹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这里，虽然还没有直接地、明确地称杜甫这类作品为“新题乐府”（这一概念当时已为李绅、元稹提出，见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实际上已阐明了杜甫“新题乐府”的创题特点，肯定了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开创性成就。到了后来，诗家明确地把杜甫的这类作品称为“新题乐府”，并指出了其本质属性。如许学夷云：“自子美则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视诸家纷纷范古者，不能无厌。”清人冯班云：“杜子美作新题乐府，此是乐府之变……自咏唐时事，以俟采诗者，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施闰章云：“杜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宋荦云：“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