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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与批判精神 生于楚风极盛之地的毛泽东，终生喜爱《离骚》，他的人格、精神、思想、作品都深受屈原的影响：他曾在自己的课堂笔记上全文抄录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赠友人的诗作中将友人比作高才的屈、贾；自己的诗词作品中更是多次出现《离骚》中的意象。毛泽东的思想、言论、创作几乎都可见到屈原、楚辞的影子。可以说，毛泽东是具有“屈原情结”的。无论屈原还是毛泽东，他们的故事都是说不尽的，思接千载、神交伟人，今天我们试图解读毛泽东的“屈原情结”，也只能撷取一些一叶片羽，略作梳理。 一、毛泽东一生“神交”屈原 根据现有的资料，毛泽东一生数十次提及屈原或征引《离骚》以及其他《楚辞》作家的事迹、思想和作品，相对而言最集中的两个时期分别是其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以及建国后的1951至1972年间。1913年10月至12月间，毛泽东在自己的学习笔记（自名为“讲堂录”）中，抄写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并为《离骚》的每一段撰写了简短的内容提要。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并没有开设与《离骚》和《楚辞》有关的课程，可见毛泽东是出于个人爱好自学这些篇目的。1915年5月，毛泽东与罗章龙第一次相见，地点选在长沙的定王台。两人畅谈两三个小时，内容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直到宇宙、人生观等，涉及十分广泛。据罗章龙后来回忆，当时他们都对《离骚》感兴趣。关于这次相见，罗章龙还写诗纪念：“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这首诗借高才的贾谊和屈原描绘二人当时的“书生意气”和一拍即合的惊喜。而在三年后的1918年，毛泽东送别即将前往日本的罗章龙时，再一次提及屈原，以“年少峥嵘屈贾才”诗句赠别东行的罗氏，可见二人对屈原的喜爱和景仰之情。建国后，毛泽东更是多次称道屈原和他的《离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50余种收集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这年的8月16日，毛泽东在评论中国古代教育的人民性时，称赞了屈原批判君恶；1959年8月，毛泽东评价枚乘《七发》时说，“骚体是具有民主色彩的”，而骚体作家中，“屈原高据上游”。1958年的12月2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相关章节时再一次提到了屈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而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因为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毛泽东在1959年、1961年还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有学者考证，屈原还是唯一两次获得毛泽东诗赞的历史人物，一次是前文提到的“年少峥嵘屈贾才”，另外一次，也是毛泽东对屈原着墨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就是1961年9月毛泽东作的《七绝·屈原》。 除了向当时各界友人和党内同志推荐《离骚》等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在国际场合推介屈原的形象和《楚辞》，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屈原文化的弘扬者。毛泽东第一次与外国人谈及屈原，有记载的是1949年12月6日，这一天他在去苏联的火车上对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称赞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接着指出屈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了屈原《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而毛泽东向他人推荐屈原的作品以及《楚辞》，最令人称道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1972年赠送《楚辞集注》给当时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则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佳话。 毛泽东在人格、精神、思想、作品等多个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屈原的影响，毛泽东的“屈原情结”展现了多方面的丰富内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追思屈原，更多的是景仰屈原飘逸高蹈的才华，钦佩其拳拳报国之情。建国后毛泽东称述屈原见诸记载的更多，《离骚》以及由此发端的《楚辞》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经常为毛泽东所多次征引、灵活化用，借以表达某些“弦外之音”。而屈原也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神交屈原，屈原的诗词影响着毛泽东的创作，屈原的思想启发着毛泽东的斗争，而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