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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利器”：通电与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 [摘 要]电报引入中国后，渐向政治生活领域延伸，于是衍生出通电这种新型社会行为。近代中国的通电，大抵经历了发端、发展与深入三个演进阶段。通电的渐次发展与日益繁兴，不仅提高了政府及社会组织的行政理事效率，尤为重要的是扩充了国人的参政议政机会，有利于国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与增进。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提示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关键词]通电，政治生态，社会变迁，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8-0039-08 引言 1943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邮电司长赵曾珏指出：“政治科学……在这国际战和宣传战白热化的今日，更显示着他和电讯科学关系的密切与重要。”盖“降至现代，政治及于全民”，“这种利器如能巧妙运用，能增加效率”。①此论已初步揭示电报等现代通信技术在政治生活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宣传方面的重要功用。事实上，电报自清季引入中国后，渐向政治生活领域延伸，衍生通电这种新型社会行为，使得政见传播与决策发布的速率与效率大为提高。 学界已从语言学、传播学等角度，对近代通电的文体与语言特征以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电报（包括通电）的广泛使用在传播学上的意义，有较深论述。②然迄今，通电这种新型社会行为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其基本功用又是如何？这类行为对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究竟有着何种影响？此方面的阐析尚显不足。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视角，对上述诸问题作出考察，并由此个案领域揭示一些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面相与特征，以期推进该课题的研究。 规模与主体：近代中国通电的双重演进 近有研究者据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一书④统计出：“1912年有案可查的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高达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30年代后通电次数渐趋减少。”⑤需指出的是，郭书登载的民国通电皆为影响极大者，并非每电必录，故由此统计出的数据较实际大为缩减。 事实上，早在1917年即有人注意到：“近十年来京、津一带报馆林立，故每日通电，仅取材于彼间每日发行之报纸，已无虑其间歇。”①可见，自清末最后数年起，通电已相当常见。北洋政府统治末期，又有人称：“十余年来军阀互斗，迄未少息。每次战争，各以电报代口舌，雪片纷飞。”②至1930年代更有人称：“年来国中多故，一班军阀与政客，每以通电相炫尚，博引旁征，洋洋千言，普通商电，辄为之延搁。”③近代国人的持续关注，尤能提示通电的不断发展。而各种言说所绘图景，亦较形象地展现出清末至民国年间通电的繁兴之势（详后）。 从通电拍发的规模与主体两方面观瞻，这种新型社会行为在近代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其中，清季最后十余年为发端阶段，1911年辛亥鼎革至1918年为发展阶段，1919年以后为深入阶段。 20世纪初年，通电业已出现。1900年1月26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乙亥建储”事，联合寓沪各省绅商1231人“合词电禀”总署表示反对，并将电文登诸报刊。④数日间影响波及海内外，此当是较早的通电。嗣后，社会精英以通电的方式“运动”民众之情事渐增。例如，拒俄运动掀起后，寓沪的各省绅商1200余人于1903年4月27日联名通电各国外务部，强烈抗议沙俄不从东北撤兵的侵略行径，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⑤收回利权运动兴起后，广州绅商易学清等11人于1906年12月3日联名通电提出，勿将广九路权许外人。⑥安徽铁路公司于翌年11月11日通电，力请自办浦口至信阳铁路。⑦立宪运动掀起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于1908年7月两发通电，请开国会。⑧同年11月18日，康有为、梁启超联名通电：“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⑨1910年12月20日，天津普育女子学堂校长、请愿国会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亦为召开国会事，“通电全国学校，示威运动”。⑩ 保路运动掀起后，湖北铁路协会等团体于1909年11月通电军机处、外务部等，申求该省境内铁路准予商办。{11}可见，在清末的政治运动中，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安庆等中东部的大中城市不断出现社会精英人士以联名通电的方式表陈立场或诉求，并出现少量社会团体的通电。 值得注意的是，清季亦屡见官方通电，以表明主张或见解。如，日俄战争爆发后，清外务部于1904年2月12日通电：“日俄失和，业经钦奉谕旨，按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12}可见，面对日俄两国交恶，清政府以通电方式声明中国的基本立场。清末新政期间，度支部于1908年5月12日通电各省武备学堂，要求一律添设炮工专科。{13}官制改革掀起后，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