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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新趋势 figure /figure 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 而从改革内容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规划了几乎所有的领域，不但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大领域，而且具体到生育和养老政策、高考形式、院士退出制度及具体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很像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发布的国情咨文。 这次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党内的法规及按照这些法规治理党的问题，这也留下了两个需要重新整合的程序问题，一是执政党的法规与国家宪法之间的衔接，二是执政党通过政策的法规化对国家权力分工进行赋权的过程与“两会”程序（审议、赋权、监督、协商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背后是当前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第一，效率、产权明晰不可能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第二，去政治化导致政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丧失效能；第三，新的诉求是民主性质的，即普通民众要求平等，重建社会和自主性的社会网络。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就是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 blockquote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强调“顶层设计”的集权相互配合，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其实恰恰是市场的作用和后果要求集权，市场体制对于集权的需求比以往更高。 /blockquote 政党政治新趋势 执政党在国家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西方，多党或两党民主的结构是稳定的，但功能已经有很大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竞争性的政党都在国家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政治竞争已经让位于单纯的选举政治。这也表明传统的西方政党竞争政治形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是在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逐渐明确化的一个普遍趋势，也就是说，基本的政治构造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是漫长的变化，政党在形式上不会完全改变，还是叫政党。但是需要在理论上阐释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清晰的。例如，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仍然按照西方的传统政治理论，把党、国家等等区分得很清楚，并按照这个传统逻辑推进政治改革，恐怕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我们需要了解，政党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预示着什么样的政治趋势，它产生的必然性及所面临的挑战、危险。 中国的政党体制与其他国家不同，执政党既是政党，又直接进入国家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同时，由于执政党本身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结构和机制，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如果不能以宪法的方式处理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这个结构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既然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政党已经承担了相当部分国家的功能，那么，至少在履行这类权力和责任时，它基本服从于国家运行的逻辑，而不是一般的西方政党逻辑。 现在让省一级政协的主席退出党的常委会，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政协是监督、协商机构，不能变成决策机构。但与此同时，应该完善政协的咨询、协商和监督功能，全国人大的审议、决定和监督功能，也需要考虑政党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这在将来一定程度还会涉及党章与宪法之间衔接关系的问题，即如何才能使执政党在宪法的框架下行使职权。 因此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政治体制、政治趋势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个脉络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比如分权制衡，就不是西方的政党间制衡，当然，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也不能说不能有分权制衡，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结构下的分权制衡；再比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述并推进其实践？要谈群众路线，就需要讨论“群众”的自主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层设计”。 市场与集权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强调“顶层设计”的集权相互配合，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其实恰恰是市场的作用和后果要求集权，市场体制对于集权的需求比以往更高。从现实的角度看，没有综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权有其合理性。 我很久之前曾借助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和布罗代尔的经济史研究，反复论述过为什么“市场是计划的，计划是自发的”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国家集权的介入，市场体制不可能形成；反过来，市场的运行、不确定性和风险都要求更强有力的国家计划，换句话说，计划是被市场“倒逼”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的“集权”实际上是市场体制的内在要素，就像当代媒体是这个体制的要素一样。 因而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为解决行政过度干预、市场准入的困难及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这些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