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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柏林犹太妇女沙龙及其困境 摘要：柏林犹太妇女沙龙最早出现于1780年，它们在等级森严的普鲁士王国为犹太妇女提供了追求解放、提高地位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并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德国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柏林犹太妇女沙龙为研究视角，可以透视犹太启蒙运动视域下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异族通婚、改宗等问题，探讨德国犹太人在自我解放与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同化之间的困惑与抉择。 关键词：柏林；犹太妇女；沙龙 中图分类号：K3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089—08 犹太妇女沙龙最早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的柏林，它是随着启蒙思想传播到德国并以法国妇女沙龙为原型出现的。主持、参与沙龙的犹太妇女均出身于富裕家庭，其祖先往往具有宫廷犹太人的身份。其中，著名的有亨利爱特·赫茨（1764—1847）、拉赫尔·列文（1771—1883）、撤拉·莱维（1761—1854）和阿玛丽·比尔（1767—1854）等人。她们将自己的住所作为与基督教上流社会交际的公开场所，前所未有地将贵族、学者、作家、政治家等聚合在一起，被誉为“茶桌上的革命”。直到19世纪末期，柏林犹太妇女沙龙都是德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持、参与沙龙的犹太妇女在犹太人中人数不多，却具有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 西方学者在研究犹太人的同化、现代化以及政治解放等问题时，对犹太妇女沙龙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代表性著述是《犹太妇女和她们的沙龙：交谈的力量》以及犹太裔历史学家黛博拉·赫兹撰写的《旧政权体制下柏林的犹太上流社会》。汉娜·阿伦特在《犹太女性拉赫尔·瓦尔哈根的一生》中，以拉赫尔为个案，分析19世纪初德意志犹太女性试图实现自我解放的种种努力和身份认同问题，赞扬沙龙女性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中做出的贡献。还有一些专题论文，探讨犹太女性热衷于沙龙的原因及其沙龙对她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把犹太妇女沙龙看作是犹太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认为是犹太妇女应对世俗文化和现代化挑战时的一个反应。 从国内学术界来看，外国妇女史的研究和犹太研究勃兴，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有关18—19世纪欧洲犹太妇女的研究已经展开，王艳、倪勤勤两篇硕士研究生论文围绕犹太妇女沙龙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前者着重分析柏林沙龙犹太女性的同化进程及其深层次原因，以及沙龙犹太妇女的认同危机；后者从文化史的角度，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意志犹太女性沙龙的流布和影响作为讨论的中心内容，分析犹太女性为适应主流社会而做出的诸多努力。张倩红著《马斯基尔与犹太社会》（《世界历史》，第1期）、李伯杰等著《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亦有涉及。本文以柏林犹太妇女沙龙为视角，透视犹太启蒙运动视域下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异族通婚、改宗等问题，探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犹太人在自我解放与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同化之间的困惑与抉择。 一、时代背景与犹太妇女沙龙的孕育 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沙龙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在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出现。在18世纪中叶以前的巴黎，沙龙作为文化聚会、社交活动已经成为法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妇女是沙龙活动的重要主持者和参与者。相比于巴黎，柏林要保守得多，社会等级秩序依然被严格地执行，犹太人受到普鲁士的法律限制和社会歧视，仅有少数富有的犹太人因其宫廷犹太人身份以及在金融领域中的特殊作用而享有保护的地位。正是来自于这些家庭的女儿们，成为第一批犹太沙龙女主人。沙龙为何能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柏林出现并发展起来？国外学者认为，因为它满足了城市贵族、犹太社团、犹太知识分子的需要。犹太人的财富带来了他们文化上的繁荣，犹太人借助沙龙为平台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解放。柏林大部分沙龙由犹太妇女主持，是因为犹太妇女比同一时期德国的非犹太妇女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文化素养，贵族可以在她们举办的沙龙中获得知识上的愉悦，建立与普通人之间的联系。对于柏林当地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去犹太人的家里则是展示自己解放思想的一种公开的方式和渠道。 柏林犹太妇女沙龙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就思想和文化层面而言，犹太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宽容、平等和解放”等理念为犹太妇女主持、参与沙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理论基础。作为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中欧和东欧犹太人中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犹太启蒙运动是“犹太文化摆脱蒙昧、保守的中世纪状态而步入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的第一页”，它呼吁犹太人走出“隔都”、顺应社会潮流改革犹太教、大力发展现代教育，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加速着犹太人的解放进程。以摩西·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启蒙运动倡导者提倡宗教宽容，以理性的态度看待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同时，他鼓励犹太人积极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