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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六届年会综述 摘要：如何全面推动改革是当前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六届年会”的与会专家学者，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展开讨论。笔者仅就改革路径选择与风险防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这四个方面议题的讨论情况，介绍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改革路径；改革风险；政府与市场；土地制度；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7—0121—04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河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六届年会”于4月27—28日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展开讨论，涉猎范围很广。笔者主要从改革路径选择与风险防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这四个方面，对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一、改革路径选择与风险防范 改革的路径选择及风险防范，是当前理论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此，与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如，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丁任重教授认为，当前改革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单一经济转变为多元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由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这就意味着改革模式的转型，即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相结合、经济改革与多元改革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需要解决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确定、改革的悖论如何破解、改革的理念如何形成、改革的目标如何实现、改革的理论如何创新等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改革的悖论如何破解”问题，引发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因为一方面，作为改革的推动者，政府将在其中发挥更多能动作用；而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意味着政府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要有所退出和转型。因此，如何妥善解决这一悖论，是未来更好推动改革必须着重研究的问题。 浙江财经大学经贸学院周冰教授认为，体制模式的转型方式，也就是一个体制的制度核的改变，存在两种可能的基本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从元制度开始进行改革，并带动整个制度系统的改变；另一种是自下而上，从具体操作性制度安排改起，逐级推进到元制度层面直至整个制度核发生变化。前者是一种整体性的突变式转型，因为对元制度的改革必然会使从它派生而来的整个制度系统的顷刻坍塌，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是对元制度的改革，而且是对整个制度系统同时进行的改革。后者是一种通过一系列的局部改革来实现体制转型的目标有限的平滑改革模式，本质上是制度结构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性调整，但不同于自发的制度演化，而是宏观决策主体主动自觉的调整。局部改革以“边际循环推进”的方式逐步深化和实现体制的平滑转型，其衍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减小改革阻力、实现体制平滑转型的机制。但与突变式转型相比，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实现体制模式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连续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存在每一个波次改革浪潮之后，随着改革势头的衰减，改革可能出现停顿、倒退或变性以致半途而废、社会和经济失序的风险。因此，改革信念、改革文化和领导者的改革决心和勇气，是实现体制平滑转型的重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鹏认为，我国在改革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一股重要力量。按照加尔东（Johan Galtung，1965）的圈层理论，社会结构分成决策核心、中心和边缘三个层次，其中：决策核心层由掌握政策决策权力的政治精英组成，他们对公共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心层由具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媒体、商界、学术界等社会精英组成；边缘层主要是由普通大众组成，虽然数量远较前两者庞大，但是他们离政策制定的核心和中心较远，正常社会状态下对政策的影响能力较小。而我国政治权力架构中，核心层由党政领导组成，独自承担或者必要时邀请部分中心层技术人才参与公共决策；中心层的媒体、商界、学界会通过舆论和认知导向，或作为技术人才（智囊）参与决策层特定技术领域的政策制定，以此对公共决策产生一定影响；边缘层则难以对公共决策产生过多影响。此外，党政部门的政策执行者也属于中心层。由此，中央党政层级始终是核心层，而地方和各部门的党政层级在扮演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时属于核心层，扮演政策执行者的角色时则属于中心层。那么政策执行者便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并且由于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的巨大影响，以致官僚集团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有着广泛且紧密的联系。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活动便表现为从中心层通过利益表达和利益输送（寻租），来影响核心层公共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