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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逻辑及其实现 [摘 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庞杂、恢弘的系统工程，政治资源的有效开发与运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在诸多政治资源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资源。因此随着政治发展环境的深刻变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的出现，科学地认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逻辑并进行开发、运用，就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内生逻辑；政治制度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5）04-0082-07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勾勒出新形势下改革与发展历史的又一幅宏伟蓝图，随后的四中全会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战略路径。无论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考量，还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逻辑斟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宏大系统工程，都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政治资源视角来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从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视角出发，来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探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一、理论审视：政治资源与政治制度资源 “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政治资源”概念缘起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并随着现代政治学动态分析、系统分析的推广而逐渐演变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戴维·伊斯顿首次将政治资源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之中：“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为了便于实际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学描绘成探讨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问题。”[2]这里的权威性价值就蕴含着政治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所需的资源，政治资源这一概念就此诞生。阿尔蒙德将政治资源定义为选票、金钱、传媒和武装力量。[3]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4]国内学者王沪宁则将政治资源解释为“政治体系所能调动和分配的资源”。[5]不难发现将政治资源作为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等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学界普遍认同政治资源因素说，即将政治资源定义为“政治主体拥有的，能影响他人行为或控制政治过程的各种因素的总称”，[6]这也是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起点。 为了准确认识政治资源这一范畴，除了把握其内涵定义，还需进一步审视其内部构成。国外学者大多采取“三分法”透视政治资源的结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埃齐翁尼，他将政治资源划分为“实用性的、强制性的和说服性的”[7]三类资源。在其影响之下，威廉姆·甘森认为政治资源的主要构成有强制资源、诱导资源、说服资源。[8]国内学者则大多运用“二分法”根据政治资源的特点将其划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税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等，非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政治心理等”。[9]有的学者依政治主体的不同，将政治资源划分为个体性政治资源和集体性政治资源。有的则从政治资源表现形态出发，将政治资源划分为实体性和规范性两类政治资源。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外学者的三分法，还是国内学者的二分法，在政治资源内部结构中，政治制度资源都被当做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资源。 “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程度的基本标尺。”[10]这是因为“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等特征。政治制度具有承载政治意识和规范政治行为的重要作用”。[11]考察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史，政治制度的不断革新是政治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更是一个社会获得稳定秩序的重要基础。因为“当秩序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的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实验感到自信。”[12]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更是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资源。 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格局，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需求，政治制度资源可以从他国“进口”，也可以在本国开发，其中恒定不变的逻辑则是：无论是“进口”还是“本土”的政治制度资源，必须要适宜该国政治经济发展结构，必须要契合该国历史——文化——社会条件。简而言之，政治制度资源开发必须要立足基本国情，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中汲取能量，从发展实践、经验教训中攒聚资源。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内生于中国国情，这也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