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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美国家结构性改革历程 卢洁 结构性改革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债务危机以来整个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事实上，拉美国家先后进行了两代结构性改革。第一代改革助力拉美各国摆脱了债务危机，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也由此为拉九十年代末以来的第二代结构性改革拉开了序幕。目前，拉美国家正处于第二代改革的关键阶段，仍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极度不平衡的巨大困境。 拉美第一代结构性改革（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拉美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步入第二阶段，大刀阔斧推行国有化政策保护主义政策与财政补贴政策。在国家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和企业经济效益涨势甚微、无力偿还外债的双重压力下，最终导致国家干预主义的功能失调和债务危机的爆发。为解决规模巨大的债务危机以及宏观经济极度失衡的局面，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拉美第一代结构性改革基本目标是通过“削除政府职能、削减其资金流动和投资支出、裁员、国企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权力下放”来合理化国家的财政资源，以期建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各国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 国企私有化。国有财产关系向私有转移是第一代结构性改革中最活跃的改革领域之一。受凯恩斯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拉美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为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以及实现非耐用消耗品及其他资本货物的自主生产，大规模推行了国有化政策，并对某些行业的企业进行大量财政补贴。但同时，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这些企业竞争力极其薄弱、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终国家投资入不敷出。对国企私有化，是缓解财政危机、解决企业效率低下的一剂良药。截止到1999年，拉美有三个国家（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的累计国企私有化资产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巴西与阿根廷私有化资产总额分别累计高达610亿美元与250亿美元。 贸易自由化。为保障本国产品的市场占比，各国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曾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产品数量上限等措施。凡此种种贸易壁垒的设置，确实有利于保护羽翼未丰的本国企业，但也造就了长时间不良竞争环境下各类企业效率低微、技术停滞不前的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贸易自由化势在必行，且集中在开放进口这一方向。从表1 中1985年到1992年各国的平均关税率可以看出，短短几年内拉美关税大幅降低。 经济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为拉美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的调控作用，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进行税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调整政府财政支出到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中等等。就拿税制改革来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3个国家实行了增值税制度，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税制，为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并由此吸引了大量本土、外国投资。 第一代结构性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财政调整政策支援下取得了显著成效。拉美各国在第一代结构性改革中成功走出了债务困境，市场全面开放，初步建立了外向型经济模式，有效改善了政府过度干预下宏观经济极度失衡的局面，国家财政结构也更为合理化。 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发展的新难题。一方面，导致拉美地区失业率升高，贫富差距加大。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为控制生产成本，私营企业雇主裁员现象时有发生，导致该地区失业率大幅升高。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从政府过度干预的极端走向了监管不力、职能缺失的另一个极端，导致了市场的持续不稳定。 拉美第二代结构性改革（九十年代中期至今） “第二代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第一代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和修正第一代改革的偏差，因而也是对第一代改革的扬弃”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对结构性改革的过程进行了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重新思考，结合了对“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与对理性预期假说以及新制度主义的选择性接纳。在第一代改革中政府职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除了产权关系从国有到私有的转变，还要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对政府职能进行修正，体制和制度建设就是第二代结构性改革的一大部分。 九十年代末，针对各国出现的官员贪污受贿以及国家司法制度薄弱两大问题，为防止第一次结构性改革的成果被腐蚀一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号召各国进行“第二代结构性改革”，打击腐败，建立透明、可信的监管制度，强调政府公信力与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对于市场有效运作的作用，修正第一代改革中在缺乏适当制度的情况下，高度贸易与金融自由化招致的不良后果。 一方面，政府着手将部分已私有化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八、九十年代，半数以上私有化部门集中在能源、通讯、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也是最有潜力创收的领域，另有11%存在于金融领域。二十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