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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新时代首都文化发展的内驱力 杨杰　张昆鹏 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为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智慧支持、意志激励和精神滋养。拥有70万年人类史、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余年建都史的古都北京，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多元化格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秉承守正创新理念，繁荣发展首都文化成为了历史和时代的重要使命。2020年4月，《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的适时出台，为进一步加快繁荣首都文化、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步伐指明了方向。 纵观《规划》全文，最突出的特点是明确了下一步发展的目标，作出了符合时代发展和地域特征要求的必然选择。《规划》中所提出的务实有效的新举措，反映出北京市在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站在历史交汇点，对文化理念、发展路径和发展方法进行的再思考与再调整，进一步激活了首都文化发展的内驱力，不断开创首都文化建设新局面。 协调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自然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遵循“分化—综合”的规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就会发现每一领域的生产生活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必须在充分保有自身特性的同时，博采众长，及时汲取其他领域的最新成果，丰富自我、发展自我，不断进步。这一汲取的过程必然出现吸收与排斥、个体化与群体化等矛盾对立的问题。如何化解矛盾、求同存异，坚持协调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非常重要。 具体到文化领域，学界认为，文化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文化，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既有各自明确分工，又相互依存。 物质文化主要指文化硬件建设层面的文化，比如文化活动场馆中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展览馆、美术馆、艺术馆、音乐馆等，以及与之匹配的设备、设施和运营维护等人财物的投入;制度文化主要指文化軟件保障层面的文化，包括各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精神文化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作为更深层的文化理念决定了文化方针和文化政策的制定，从而形成制度文化。 在这个文化的复合结构之中，三个文化层面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是辩证统一的。 精神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观念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当时制度文化的影响，需要从现有的制度文化中获得经验教训，不断调整、修正文化政策和方针。制度文化一方面受制于现实的物质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是精神文化的实施和贯彻。而物质文化的建设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更是密切相关：精神文化所决定的文化方针、文化政策不仅可以有力促进、激励物质文化的投入和建设，还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态势;制度文化作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中间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地位，可以使文化结构体系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 由此可见，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要繁荣和发展首都文化，就必须实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支撑，共同发展。这一科学的文化发展理念在《规划》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规划》把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市委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总体谋划、实践成果、规律性认识予以系统表述。《规划》按照“一核一城三带两区” （一核是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一城是指北京老城，三带是指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两区是指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产业发展引领区）总体框架谋篇布局，侧重实操性和中微观层面，细化了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安排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重要文化民生工程，比如，北京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游船通航工程，三山五园地区重点文物腾退保护修缮工程，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保护工程，南海子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工程，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建设等。这些民生工程，貌似各自发展，实际上共同服务于一个中心，实现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工作理念，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覆盖身边化、服务内容品质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智能化。我们可以期待，如果真正实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协同发展，必然会建成一套完备、便捷、高效、优质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完善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届时，北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地位会更加巩固，对全国文化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会更加凸显。 内在属性与显性表现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