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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调解专业化改革的理论反思 常常困扰处于转型和变动期的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急剧增加的新型纠纷，在各领域不断涌现的立法，甚至立法的重叠、冲突和抵触;而最为主要的，当属既存的行为惯性对新生规则的内化。对于这种并不违背法治精神的纠纷，在一个具有协商性和自治性的社会中，简易迅捷的解决方式当属首选。人民调解的制度特性，不但可以排除共同体固有的封闭性并吸纳经认可的新型规则，而且可以构建与法律体系间的深度交流与融合的通道。为了让历经起伏的人民调解焕发新生，司法部从队伍建设、制度规范和物质保障等方面予以发布详细规定，开启了人民调解专业化改革的推进。 一、问题的提出 对核心概念的界定是开启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但政策制定者和学界至今没能就何为人民调解的“专业化”做出明确界定，这使得整个制度的发展方向仅以国家意志为单一内在导向，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 市场经济是一种规则经济，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重要影响就在于使规则意识备受追捧，对法制的需求甚为迫切。这一阶段，人民调解表现出在组织力、公信力和权威性上较于司法审判低效滞后，在应对新型纠纷的能力上更显不足，衰落已是必然。为继续发挥维稳解纷的制度效果，司法部于2011年出台《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将退休法官、检察官、民警、司法行政干警等相关人员吸纳进调解员队伍。这一意见精神与《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员始终定位于源自百姓的立法理念相符合，即“吸纳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其知识背景，而更是基于年龄与阅历培养起来的实践理性与技艺。”以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出发点，如何促进人民调解在特定领域内发挥化解基层矛盾的作用，即加快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的建设，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司法部于2014年发布《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以应对新型社会矛盾的举措。这是在政策延续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 但2018年发布《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的政策角度发生偏转：着重提出将年龄、学历和专业背景作为专职调解员聘任的刚性规定;在经费保障上，建立岗位责任和绩效评价制度，比照事业化单位进行严格管理;在人员配置上，形成专职调解员的全覆盖。有学者认为，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人民调解员队伍年龄偏大、自发性强、法律专业性差和管理松散的局面，形成了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如果以2014年的《意见》为分水岭进行前后对比梳理，则不难发现，在此之前对于人民调解的改革焦点都集中于业务能力加强与解纷能力提升;而2018年的《意见》则将改革视角聚焦于调解员个体的职业化、身份化，专职调解员正逐渐脱离兼职性与群众性的基本特征，逐渐成为具有垄断性的职业群体。人民调解的专业化改革进入了一个狭窄的片面的领域。 二、人民调解专业化改革弊端的学理分析 人民调解是传统调解的时代延续。2018年的司法部《意见》将人民调解的专业化改革，狭隘体现为吸纳更多的法律专业人才，增强调解过程的程序化与调解组织管理的规范化。然而，调解自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与实现过程，对专业化认识的弊端将与学理发生分歧。 （一）人民调解专业化改革的思路与制度触发机理不符 调解法是一部非常具有時代特色的法律，其一是因为民间调解行为既存在先，其二则是其对调解员的协调能力与隐形权力在基层管理领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所以人民调解的半主动触发机理，与仲裁、公权力调解与司法审判的被动运行机制完全不同。 首先，《调解法》第七条将人民调解委员会界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明确了人民调解员的遴选规则依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大原则。所以，辖区内的“人和”是人民调解员职业生存和岗位效果的基础，而司法机关聘任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追认。但片面强调法律专业人才引进，恰好是将原定的遴选和确认予以倒置，将行政机关决定置于民选之前，将“人民的调解员”转变为“司法机关调解员”，这与原立法精神相去甚远。 其次，调解法所列举调解员应当具有的品质，首要的为公道正派、热心工作，而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排在最后，说明了专业知识不能替代品行操守的立法理念，这也是当事人选择调解以期获得实质公正的首要条件。而当前的专业化改革，虽然实现了调解员的年轻化与专职化，但当事人没有了在老熟人前碍于情面的让步，有了在陌生人前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常态，这是人为为调解运行设定的障碍。 最后，片面专业化会压迫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空间，限制软法的介入和发展。“与现代化和法制化相关，调解的非正式性中包含着法律发展和民主主义自治的契机”。专职调解员必然将调解基调限定于法治唯一的普适性迷信中，调解将蜕变为司法审判的预演;国家意志将借此强势介入，硬法规范会限制调解依据具体情势做出灵活处理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