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课件 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曹顺庆.ppt

误读本义是指偏离阅读对象本身意思和内容的误差性阅读，过去多为贬义词，用来指不正确的阅读或理解错误、失误。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出现，“误读”才成为阅读学理论和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和命题。在比较文学及本教材中，“误读”指偏离源语读者正常阅读的阅读。以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和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的观点来看，所谓的“正确阅读”根本不存在，文学的理解必然是误读，文学误读是积极的、创造性的。 其次，文学的传播不但跨越了空间地域差异，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时空的错位。错位导致的偏见，必然对传入的文学发生误读性影响。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它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 最后，文学误读是一种创新。就跨异质文明的文学文本交流与对话而言，其根本的变异产生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文学交流中的创新意味着把“世界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世界中所经验到的”“细微差别” 带入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讲，创新是一种变异，而翻译是一种创新。 文学误读和文化过滤都是复杂多样、多层次的，是接受客体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的表现。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与交流中，真正“不可译性”往往是由主张“忠实”的人促成的。忠实观本身意味着肯定原文的形式、意义与意图在译语中的完全再现。而事实上，完全忠实在实践中不仅行不通，且暗示了对翻译行为的放弃，并最后以“不可译性”论之。相反，承认译文的差异性或变异性，不但肯定了文学文本在跨异质文明传播中的实际遭遇，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人们在一种新的认识策略上把误读与创新整合在一起。” 首先，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研究揭示了文学变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传统影响研究的反拨与开拓。传统的影响研究注重影响而忽视接受，只看重外部的事实联系而轻视对文学性、审美性的探讨，以致把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缩小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其次，对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探讨确立了文学交流双方主体间性关系，打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确立了多元文化理念。法国学派只注重影响研究，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沦为强势文化、文化沙文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 再次，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促进了文化新意义的产生。其过程既是原有文本意义衰减的过程，也是接受者文化渗透、新意义生成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促使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延长生命；另一方面从不同的视角拓宽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又丰富了接受主体的文化。 最后，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研究深入到文学背后文化模子、文化语境的研究，使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异质文化间对话与协商的色彩。 总体而言，对文学交流、对话中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重视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探讨，是对以影响研究为特色的法国学派的反拨与开拓，凸显了接受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主体性、选择性和创造性。 01 谢天振教授如是界定译介学：“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如果要对它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的话，那么不妨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 03 02 04 第四节 译介学 自20世纪30年代始，翻译的研究被视为比较文学媒介学的核心。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将“译本和翻译者” 作为文学交流的四种媒介之一进行了探讨；日本学者野上丰一郎在《比较文学论要》中，把翻译作为媒介学研究中“最主要问题” 给予专门论述；意大利学者梅雷加利提到“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 译介学虽然深受国外翻译研究体现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创新性，是独具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变异学学科。在中国，译介学的名称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刚刚在中国兴起之时，翻译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在这时并未得到凸显。 译介学的兴起 卢康华、孙景尧认为译介学就是关于译本、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随后法国学者谢弗莱尔在《比较文学》中提出应该从“接触外国作品之正常方式”、“翻译理论与比较文体”、“翻译文学与接受体系”三方面来分析翻译问题参见 谢天振则称翻译中的信息增添、失落、变形和文化意象的传递，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都应属于译介学的研究领域。严格来讲，译介学“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总括而论，译介学的研究范畴可归列成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文本研究以及翻译文学史研究三大项目。 二、译介学的研究范畴 （一）翻译理论研究 传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