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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治理的风险防范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9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 [作者简介] 陈宇峰（1978 —），浙江金华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管理经济学；黄 冠（1985 —），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 一、亚投行研究现状概括 亚投行作为一个构建中的区域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起构建重要的国际性金融组织。 作为一带一路方略推进的支撑和重要组成部分，亚投行的构建几乎与一带一路被同时提上改革日程。由于亚投行从提出到筹建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学术界虽然有了一些相关的论著，但这些研究还是比较宏观和宽泛的。这些解读可分为：从技术层面进行的简单剖析和比较，从地缘经济战略角度进行的国际角力分析，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对亚投行发展的预测性分析，以及以亚投行为切入点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变化的分析。总的来讲，目前的分析和研究限于资料和数据的梳理，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间和需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和成员国政治取向为研究对象，分析亚投行成员国和股权结构变化将对亚投行运行产生的影响，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亚投行股本、投票权分配和治理机制可能产生的问题 截至到2015年6月底，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达到57个，关于高层领导人员、股份和权力的分配也已经基本敲定。治理架构和决策机制已经形成，但我们认为，未来的运行过程，亚投行将难免遇到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股权分配以GDP为准可能带来的国际问题。在整个亚投行中，中国的GDP一家独大。按照当前标准，中国在亚投行中的最大股权国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而在随之而来的亚投行高层领导人员委任中，中国也是占尽天时、地利。在围绕亚投行股权设置进行的博弈过程中，中国承诺较大的出资份额，一方面有助于调动亚洲不发达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极大热情；另一方面也不免给国际社会留下“金元外交”的印象，甚至可能使各成员国误会中国牵头筹建亚投行的良好初衷。更为严重的是，将GDP作为股权分配的主要依据，这种明显有利于中国的股权分配，可能引起各成员国接下来谈判的反弹行为。 第二，当前股权分配原则有可能无法保证亚洲国家（或者说中国）的优势地位问题。按照目前的股权分配原则，为了保证亚洲国家的主导地位，预设了亚洲国家持股75%的门槛，但是当前的主导地位也不免遭到新加入发达国家的挑战。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一旦美日两国加入，中国的最大股东地位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按照当前的股权分配原则，在亚投行成立之初，中国的持股额度已经接近30%。从理论上来讲，即使中国的股权在之后的发展中遭到稀释，也能够继续保持最大股东的地位。但这些都只是可见的保障而已，如果亚投行的股权出现较大的流动或者其他持股者结成联盟，中国作为最大股东的决定性地位也就极有可能被动摇。中国的优势持股地位单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不仅显得中国的主导地位是完全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更会使得在今后的谈判中，中国可以用来交易和妥协的资源会过于稀少，甚至不得不为了保证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而可能牺牲在其他领域的国家利益。 三、亚投行、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比较 作为国际金融旧秩序的主要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既是亚投行构建中主要的参照，也是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将要挑战的对象。亚投行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参照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构架和经验，同时考虑到亚投行既定目标的特殊性，在整个构架设计中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在机构性质上，除世界银行是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外，亚投行和亚开行一样都将其主要活动范围限制在亚洲地区，但是亚开行的活动范围还明确包括了太平洋地区，这就使得它可以更加便利地走出亚洲。虽然亚投行并未像世界银行和亚开行那样提出明确描述其“志愿”的宣言，但是亚投行的官方协定已经对亚投行的活动领域做出了限定——“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投资”，即在亚洲地区的物资生产中发挥其不可替代作用。相较于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针对“贫困”的宣言，亚投行的定位更为明确，在为亚投行自身及其受众提供了认知便利的同时，也意味着亚投行在实际运作中会面对更多的限制。具体来讲，由于“贫困”是一个相对标准，只要没有摆脱“稀缺性”，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存在“贫困”问题，而“基础设施”却是有着相对明确的衡量标准，这意味着亚开行和世界银行不必像亚投行一样在未来长期的发展中面临“被迫转型”和重新定位问题。此外，亚投行的官方协定也表明亚投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