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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重大传染病治理的经验启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投入了广泛的资源进行抗疫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这和我国公众广泛参与疫情防控和治理是密不可分的。北京作为首都，经历了两轮疫情的考验，第一轮是2020年春节前后，同其他各地情况大致相同;第二轮是2020年6月中旬起源于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疫情，防控形势更为严峻，病毒来源更加复杂。在应对北京暴发的两轮疫情当中，首都公众的广泛参与为打赢防疫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健全公众参与重大传染病治理机制，优化公众参与重大传染病治理路径，对于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提升重大传染病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重大传染病治理离不开公众的有效参与，尤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更需要公众支持 一般来说，公众是一个国家除直接掌管公权力以外的，作为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对象而存在的普通社会成员所构成的群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社会组织等。在重大传染病防控当中，公众发挥的治理作用越来越被政府和学界所重视。所谓重大传染病，是指某种传染病在短时间内发生，波及范围广泛，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病例，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常年的发病水平。公众参与重大传染病的治理有着内在的必然性，这与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特点相关。 传染病的防控原则，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既是理论总结也是实践的指南。但是，这些规律对于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传染病却失灵了。原因是对于控制传染源来说，新冠肺炎存在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因此，简单对发病人员进行控制还远远不够。同时，传播途径并不明确，比如除了空气飞沫传播外，还可能有接触传播等途径，再加上缺乏特效药和疫苗，及时发现和确诊、人员流动的控制等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防控这类传染病，就目前来说，不仅要用医疗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用社会治理的手段进行应对。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是新冠肺炎的暴发使得重大传染病防控转为重大传染病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提高重大传染病治理能力，是实现重大传染病防控目标的有效途径，是国家政策层面、社会治理层面、公共管理层面上对重大传染病防控的有效手段，最终目标是控制重大传染疾病的大面积流行，保障人民健康。其中，重大传染病防控是目标，重大传染病治理是途径，通过推进治理体系的建设，加强治理能力，拓宽治理途径，从而达到防控重大传染病的最终目的。 二是重大传染病治理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定义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中表明，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包括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社会环境等。这些环境受到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权力和资源分配状况制约，并受政策选择的影响。影响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个人、家庭、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中包含诸多社会因素。因此，解决健康问题也是社会治理问题。对于重大传染病治理而言，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进行推进。重大传染病治理存在一些特殊的要求，主要包括时效性、急迫性和协同性，所面临的挑战大、要求严、标准高，重大传染病对人群健康的巨大危害决定了在传染病治理当中不容有任何闪失和迟疑。这些都需要整个社会做好协同治理。 三是公众参与重大传染病治理对应对疫情具有决定性作用。公众参与重大传染病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史上，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发动群众，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在我国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的背景下，国外疫情发展仍处于上升趋势。在下一个阶段疫情常态化防控当中，面临着疫情多点局部暴发的可能，有效防控离不开公众有效的参与和支持。 在北京疫情防控中，以“西城大爷”为代表的公众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言，早期应对和及时响应非常重要。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3-7天，最初其R0值（基本传染数）是在2-3之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蔓延，病毒发生变异，感染能力增强，据报道北京这轮毒株传染性超过原来的9倍以上。所以及早应对、及时响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在北京新发地疫情当中，人称“西城大爷”的一个普通市民的行动对疫情的防控起着关键性作用。“西城大爷”，时年52岁，北京市人，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西便门东大街，是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疫情的首例确诊患者。确诊之后，在相关单位对“西城大爷”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西城大爷”对2020年5月30日以来在北京市去过的地方无一遗漏回忆出来，特别是对6月3日自己去新发地购买海鲜并短暂停留这件事，进行了准确的描述。“西城大爷”冷静、清晰地回忆出了之前两周接触的所有人，提供了一份38人的详细名单，为相关部门锁定新发地市场并做出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