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铜镜中的人物故事（上）.docxVIP

金代铜镜中的人物故事（上） 打开文本图片集 金代铜镜艺术，远承汉、唐之流风，近接契丹、北宋之余韵，骋意创新，不拘一格。在短短数十年间，便形成了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繁盛阶段，为古老、辉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青铜镜，作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和工艺品，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存在了近千年。它的形制和纹饰，不仅表达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风情时尚，还形象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工艺水平和艺术特色。关于铜镜艺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往的研究者曾有共识性的定论：即夏、商、周为形成时期，春秋战国为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期，隋唐为鼎盛时期，五代、宋、元，日趋衰落，明、清以降，一蹶不振，直至消亡。在这种轮廓式的概括中，金代铜镜或不被提及，或被归入“宋元之际”即衰落时期中的一个分枝。也许因为所见实物甚少的缘故，以前有些关于古代铜镜的著述，对于金镜，大都很少提及。或偶有评介，则常与辽镜并论，斥为因循模仿，制作粗陋，无独立创造性可言。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本世纪70年代。 随着考古发现中实物的逐渐增多，以及重点介绍金代铜镜艺术的某些图录的印行，金代铜镜的“庐山真面目”才初露端倪。人们在赞赏金镜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纹饰精美之余，逐渐改变了旧有的看法。在此后一些研究铜镜的著述中，金代铜镜被列入“程序”，受到关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镜》一书，第一次正面论及金镜：“中国铜镜自唐末、五代起日趋衰落，金代铜镜却在北国异军突起，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嗣后，多数研究者在谈到金镜时，大都重复了这种看法。其实，“异军突起”和“多样化风格”的概括，虽简洁生动，对金镜的评介有发轫之功，但严格说，相对绚烂的金代铜镜艺术，这种概括还不是全面科学的论断，而是一种偏重于感觉的表述。 异彩纷呈的金代铜镜 金朝（1115—1234），是由我国历史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金王朝立国后，仅用10年时间，便灭辽、亡北宋，以龙兴之地“白山黑水”为基础，向四方扩展。其疆域东至今天的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北至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以北，西则出天山、越黄河、循渭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南达长江流域，划淮河与南宋为界，形成了历史上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期。 金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虽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然而有金一代120年，不仅完成了变边陲为内地，变“蛮夷”为华夏的历史任务，推进了中华文化“华夷之变”的过程，而且以其民族主体中那种广阔的容受性和骋意求新的精神，几乎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都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书写了浓重而多彩的一笔，因此，史家谓其“典章制度，几及汉唐。”这里，仅以铜镜艺术一项，来管窥金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 目前所见的金代铜镜，绝大多数为出土发现。据统计，其发现地点，遍及我国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南、河北、北京、内蒙古、山东、湖南、山西、甘肃、江苏、陕西等省市，并远及韩国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其中尤以吉、黑、辽和内蒙四省区出土最多。仅据笔者所知，现在由国家馆藏的金代铜镜，大约近千面；加上难以计数的民间收藏，虽然确切数字统计很难进行，但这里不妨作个估计：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金代铜镜，保守测算，大约接近一万面。 毋庸讳言，由于受历史条件局限及当时民间私铸镜的盛行，已发现的金镜，确实呈现着精糙不一、良莠不齐的现象。但综观全貌，我们又不能不为其形制与纹饰中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及审美意蕴而叹服。距今八百多年前的金镜艺术，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堪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它一方面继承了汉唐装饰艺术特色为主的传统，在工艺上，也使用线条平、凹或凸起的“铁线银丝”法，也运用地纹或铭文装饰，也借鉴图案化构图方法；在题材上，神禽瑞兽、花草仙人，兼收并蓄。然而，重要的是，在继承中不泥古、不雷同，与现实生活结合并能积极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长处，不断丰富本身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最终使金代铜镜艺术彻底摆脱了构图造型图案化、题材内容神秘化，数千年变易不大的格局，走上了创新之路。 金代铜镜制作，其繁盛期在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和章宗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这一段也是金朝历史上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时期，其前后尚不足60年。然而，仅仅几十年光景，其铜镜艺术水平，竟能远追汉唐，近超北宋，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创新。创新便会形成自己的特征。金镜的艺术特征，正如一位研究者概括的那样：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逐步将题材推向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在构图造型上，引进绘画的表现手法；在塑造人、景、物时，强调写实，因而彻底脱离了威严神秘、虚幻繁缛的超现实传统，呈现出一种贴近生活、简明秀美的风貌。 金代铜镜，首先在形制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