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犬传》和畲族《盘瓠传说》中“人犬婚”情节的比较研究.docxVIP

《八犬传》和畲族《盘瓠传说》中“人犬婚”情节的比较研究 一、小引 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家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下略《八犬传》）被誉为日本武士文学集大成之作。为了引出本文研究的论点，在此有必要对《八犬传》的内容大致进行介绍： 本书以足利末期的战国时代为背景，借用安房国的大名里见义实和稗史中的“里见八犬士”来构造框架。故事开端为义实对爱犬“八房”承诺解决敌军首领即可将女儿伏姬许配与它。八犬成功后两人来到富山的洞穴里生活。之后伏姬因“物类相感”而怀胎。其死前闪出一团白气，并与其佩戴的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的八颗念珠相结合而飞去，“八犬士”因此诞生。随后“八犬士”彼此邂逅汇合为里见义实效命，使得里见家日益繁盛。 曲亭马琴所借鉴的“盘瓠传说”来自《五代史》，并在第九回结尾的“援引事实”节取原文。事实上，“盘瓠传说”不止出现于《五代史》中。据考证，该传说最早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着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乃吴将军首也。女闻之，因请行。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 二、《八犬传》和“盘瓠传说”中“人犬婚”的情节对比 记载有“盘瓠传说”的中国古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官方编纂或权威性较高如《五代史》、《后汉书》、《风俗演义》；另一类为民间志怪类书籍如《搜神记》、《山海经》。而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基本为两个版本。 （一）高辛氏执政时期受到犬戎族的侵扰，其广求人才除掉犬戎族的吴将军。而高辛氏所养的名为“盘瓠”的狗完成了人物，帝女认为因言而有信便随盘瓠作为夫妻一起生活。 （二）高辛氏宫内有老妇人患耳疾，医生为其挑出如茧大小的虫，不久此虫成长为有五彩花纹的犬，后与（一）相似。 古籍中的 “盘瓠传说”侧重于“盘瓠”的起源和大败敌军的功绩。而帝女下嫁 “盘瓠”，一起生活的部分则草草着笔，无明确文字记载表明人犬以交合来繁衍子嗣，而以“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或“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一笔带过。即使如《五代史》也只点出“生男为狗，女为人”，对繁衍方式没有记载。 虽然援引了中国古代史籍，马琴在创作《八犬传》时进行了适当的改编。而也正是这部分与原有的“盘瓠传说”的差异，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在《八犬传》中，“八房”作为里见家里养的爱犬，在安西景连率领大军压境的时候，义实戏称只要夺下景连的首级即将伏姬许配给它。而八房得手后，义实虽想反悔，但被伏姬说服。这一段内容和“盘瓠传说”的内容较为类似。而之后马琴以伏姬年幼时从行脚僧处得到的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的念珠为伏笔，对人犬生活进行补充。这一加工虽合情合理但却“矛盾”。而这正是窥探作者马琴的写作目的和思想的关键：其之所以刻意描写，排除人犬交合的可能性，正是出于“朱子学”的思想影响和其本身“劝善惩恶”，教化妇孺的写作目的。 作者马琴以伏姬的视角点出了两者“名义夫妻”的本质。第十回中伏姬在随八房出发时直截了当地说道，“若是想满足淫欲，我这里有短剑，先杀了你我再自尽……分清人畜的界限”。而以“夫妻”的身份生活几年后，伏姬的态度也依然是“因有佛经的保佑，幸而身子没受糟蹋……我怎会因为这个畜生八房而怀孕呢”，这证明了伏姬虽与八房共同生活，却从未进行交合。但若如此发展则无法引出“八犬士”。为此，马琴采用了“物类相感”的理论并借牧童来点明，虽然伏姬并未与八房交合，但阴阳属性和情感还是使得伏姬受孕。最终伏姬临死前胎里“闪出一团白气”，引出了“八犬士”。 尽管情节确实顺理成章，但前文中伏姬在父亲义实面前强调言而守信，为此不惜嫁给八房，之后却对排斥与其的交合。上下文的如此反差着实矛盾。假设在描写人犬生活时，马琴和与古籍同样一带而过的话，那么最终“八犬士”出现的大前提也不会受到影响。但这一略显“冗余”的情节似乎是特意点明，即使人犬作为夫妻共同生活，人畜之间的沟壑依旧存在。相对于古籍的模棱兩可，马琴则十分直白和坦率，丝毫不给读者任何的想象空间。 其中或许有马琴不为人知的想法，但若结合马琴写作《八犬传》的最初目的和思想，以及马琴所身处的江户时代的背景等来进行综合分析，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可窥见一斑。 三、差异原因 1767年，曲亭马琴出生于江户晚期。在江户初期，由于战国时代才刚结束，混乱的社会秩序亟待巩固。为此德川幕府需要一种逻辑性强能够且证明政权合法性的现实主义学说。而中国宋朝时的朱子学中强调君臣和大义名分的内容有利于幕府统治和社会秩序稳定，于是幕府选择并推动朱子学成为主流思想。 不久，朱子学中“劝善惩恶”等思想成为了文学界的主导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