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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中一再强调元朝并不是一 个中国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历史认识中，我们看 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历史之外寻找任何历史认同了吗？他 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续宋金的历史吗？ 最近听到的有关蒙古的消息，是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 尔广场即将改名成吉思汗广场。过去该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 重要地标主要是一家高档饭店和郊区的国际机场，现在最具 象征意义的中心广场也要改名了。革命领袖和现代蒙古国缔 造人的名字，正从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符号中淡出， 而遥远过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独峙，显示后社会主义时代 蒙古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多么依赖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如果把 视野扩大到中国的内蒙古，你轻易就会发现以成吉思汗命名 的城市中心广场竟远远多于蒙古国——呼和浩特、呼伦贝尔、 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乌兰浩特、乌海…… 最伟大的蒙古英雄没有第二人。不仅蒙古人这样看，在世界 范围内，成吉思汗不仅足以当作蒙古的代名词，而且，他甚 至比蒙古更有名。 这是八百年来种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 一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的适当的地理区域， 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禀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 这当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伟人的克里斯玛中寻求神秘历史 解释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实拉铁摩尔自己也浸润在成吉思汗 孤独的伟大传统中：成吉思汗如此伟大，以致于他在蒙古人 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成吉思 汗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 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忽必烈才是蒙古 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 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国 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 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 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 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 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 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 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 非历史的。 专业的蒙元史研究者当然不会花心思去给历史人物排座次， 但许多学者还是明确表示忽必烈与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 《忽必烈传》的李治安教授说：“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 必烈堪称蒙元一代的伟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 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于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继承 者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 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传》的确 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 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 脉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 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 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大转向》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 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 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十三世纪后半叶世界 史的半部概论来读。▲锡林郭勒盟草原学界说起杉山正明， 一般都会首先提起他的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 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 用杉山的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 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 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Morris Rossabi 在 1989 年 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的 史料利用不足。 杉山把这一批评推向了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了 尽可能多的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 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 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 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 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 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 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 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 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 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的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 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了不为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