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写作只受自己内心的支配.docxVIP

林贤治：写作只受自己内心的支配 接触到林贤治的人都会立刻感知到他的温和与体贴。对于别人的提问，他会积极主动、事无巨细地回复。作为出版社编辑和写作者，他习惯了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下午和半夜编书、写作，喜欢“中宵起舞”。因此，他会多次提醒打电话来交流的人“要按点吃晚饭”，吃完再聊。 林贤治的书写始终开放而自由，没有边界。当年，在父亲和老师的培养下，乡村少年林贤治本来有可能考上大学，但17岁时即遭遇批判无法升学，“文革”中更是因为身份问题屡遭批判。改革开放后，他在编辑工作之外，逐渐发展为一名他自嘲的“不自由的自由写作者”。 担心被批判的恐惧会慢慢平复，相关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因此，林贤治的写作和研究始终围绕他的生命经验和他想要探寻的问题。而他的原动力则永远来自家乡和家乡的农民，来自乡村那片土地上。他也会不自觉地把眼光投向身边的弱势群体——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孩子和女性。他将这一切书写进一本新书《故园》中。如今，他的“故园”经过数代变迁，经济上已经有了进步，但在另一方面，也一直在默默失去。 动荡的青年时代 1948年，林贤治生于广东阳江一个乡村家庭，母亲生了很多小孩，只有他和三姐、四妹三个孩子得以存活。开过私塾并行医的父亲对他的教育问题要求极为严格，从小要求他读书、习字。读初中时，对政治毫不敏感的父亲将他的教育托付给被打成“右派”的语文老师谢绍祯，谢老师的“杂科”和古代文学课程深深吸引了他。他学到了胡适主张的“克读法”，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常到谢老师家学习诗文，感受他家中沙龙一般的人文气息。 读高中时，林贤治遇见了另一个“右派”老师梁永曦。梁老师的课堂鼓励开放性的思考和阅读，会让学生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等课本以外的内容。但却因为与梁老师的交往以及林贤治自己的三本诗文，这个高中生被举报，继而受到批判，成了少见的那种在高中时就要经常写思想汇报的人。有“工作组”找他谈话称：好在你没到18岁，照你的思想，到18岁的话要去监狱了。 1965年林贤治高中毕业，因为“思想问题”没办法进入大学，只好回到农村种地。正值“文革”前夜，农村的祥和情景早已被打破，山雨欲来的斗争氛围无处不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的“問题”又被村里人翻出写成大字报，把他类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中的“小邓拓”，批斗了两天一晚。 “上中农”的身份也成为林贤治身上另一颗“定时炸弹”。更何况，他家还有海外关系。运动后期，因为懂得家传的“岐黄之术”，林贤治在大队允许之下继承父亲的工作为村民看病。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就暂时把医生身份当作一种安稳的选择。在那间被用作乡间医院的小屋里，林贤治写下了一部书稿、一首长诗和11篇论文，将这些稿件藏在书桌夹层中。 林贤治。图/受访者提供 1981年，林贤治被借调到广州的出版社。从“临时工”做起，开始了近40年的编辑生涯。来到广州，他终于有幸接触到大量政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著作，还有此前从未见过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可以尽兴地“带着自己的生命情感和个人色彩”去阅读、写作。意外的是，两年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林贤治又因为“提倡现代派”而遭到批判，尽管风波很快过去，但这一切对他曾经脆弱的心理而言又是一次冲击。 经历了这一切，对于“独立写作”这件事，林贤治已经毫无感觉，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带着深刻生命经验和问题意识去读书的探索者。他甚至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研究者，只是受自己内心的支配在读书写作，带着问题去看书。他的编辑、写作，大量围绕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命运。无论是对鲁迅、萧红、胡风、巴金等人和问题的研究，还是对西方知识分子命运、苏东等问题的长期关注，对“黑五类”子女声音的记录，都是通过编书、写书，来不断进行对自身命运的探问。 乡村、女性和弱势群体 林贤治的编辑和写作工作，几乎都是沿着“偶像”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的两条路线进行的：《呐喊》讲的是农民的命运，《彷徨》主要讲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故园》，就是这样一本被称为“反田园诗”的作品。 “反田园诗”其实就是现实主义，林贤治称之为“忧郁的现实主义”。他在历经过那些巨大的风浪之后，曾一度想到，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生安稳地做一个农民。这不是“凡尔赛体”的矫情，也不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田园诗式的抒情。他对农村的怀念、对农村生活的讲述完全是建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不断的动荡、变动之中的农村生活，不是和平的、安静的，没有这个东西。”林贤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林贤治新作《故园》。图/三鸣堂文化 离开农村的林贤治仍然敏锐地观察到了农村发展之下的种种断裂：发展的是农民有了房屋、能够温饱，过上舒服些的日子，但另一方面、养老金匮乏、空心化、后代教育等问题依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