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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中国史上出现的兴盛衰败大多与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密切相关，在现今推进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提出和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这一新的论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论题的提出 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下文出现“央地关系”用语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简称)问题的处理，我国理论界有不同主张，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困惑，这是提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直接原因。远的不说，建国五十多年来，我们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处理上出现了多次重大调整，经常处于权力收放的往复循环之中。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包括地方财政包干、分税制等无不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和调整。我国理论界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历来存在两种相反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垂直管理，弱化地方权力；另一种主张则是限制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权限，这两种主张或交替出现，或同时存在，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势会有不同表现。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要求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呼声的核心是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和削弱地方政府的‘块块’权力”sup/sup。目前中国社会面临诸如房价失控、环保受阻、统计失真等种种困局，央地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就成为十分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现代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的认识sup/sup，为了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必要提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概念和理论，其目的是期望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纳入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法治轨道。已有学者在此前已经提出应用法律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中国行政管理》20XX第2期发表的应松年、薛刚凌合著的《地方制度研究新思路：中央与地方应用法律相规范》一文，再如熊文钊在《瞭望》20XX第49期发表的《法律保障央地关系》、《处理央地关系的原则》等，其中熊文钊教授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原则，但并没有提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概念，我们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概念更为确切，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将对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更具有指导意义。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理论的内涵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具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根据我们的初步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基本理论可以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应该遵循宪法的原则框架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离开宪法和宪政原理来谈法治化是背离法治精神的。近代宪法自诞生以后就逐步确立了自己在法律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并以努力实现宪政为目标，即使是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也不能与宪法精神原则和规范相冲突；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说到底是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问题，这种民众通过社会契约让渡的国家权力也就脱离了私法的范畴，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包括纵向分配)自然属于公法的领地。因此，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时候，必须把这种公权力的配置纳入具有最高权威的宪法范围之内，坚持宪法的立场，遵循和遵守宪法的原则框架。 2.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应该以体现可操作性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作为其基础和保障 现 代 法 学 杨海坤 ，金亮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模式，世界上主要分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成熟的联邦制模式一般是一种有效的央地权力划分方式，其中央与地方分权通常由联邦宪法加以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较为明确。单一制国家从理论上说中央享有至高的权力，地方服从中央管辖，但实践中单一制国家如何具体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往往存在较多争议并起伏波动，规范化程度较差。很显然，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毕竟各有不同特点，二者在其权力范围上也有所不同，为了科学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权力，实现权力的有序与有效运行，单一制国家同样必须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予以规范化、制度化。笔者认为：针对改革开放以后的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应该注重运用宪法、宪法性法律和自治法律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包括建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机制、行政系统内部调控机制以至司法审查制度，“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有可能发生权益冲突。调处纠纷的途径除了行政的、协商的途径外，司法的途径是纠纷调处的最终的有效涂径。”sup/sup个别学者的见解从眼前来看，似乎显得过于理想化，但也不失为一条值得探索的新的途径。如此则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行使方各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出现权限纠纷，特别是地方政府权力受到中央政府权力不当干预时也有确定的救济途径，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以二者关系可操作、可救济的规范化、制度化为基础和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