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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扩容能否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强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戈特曼“大都市带”（Megalopolis）概念的提出和欧盟对“功能性城市地域”（Mega-City Region）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群的地位逐渐超越中心城市和“国际化都市”，成为各国实施区域政策规划、参与全球价值分工和国际竞争体系的核心单元。就我国的城市发展现状来看，城市群和城市体系承载着绝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我国城镇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后工业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使得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规模进一步壮大。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表明通过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发挥城市体系分工协作优势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导向。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能通过产业布局优化、劳动力流动、城市规模借用等途径提高地域间的联系强度，从而能够在相对较小的土地面积范围内实现高效率的经济产出。技术效率的提高使资源配置更多地集中在城市群内部，使得城市群的辐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成为城市群扩容和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推动力。反观我国城市群建设的历程，现阶段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群普遍经历着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并在分步式扩容的过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分工体系和城际合作网络。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区，其分步式扩容的一体化发展策略为我国其他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借鉴。长三角城市群的前身为年成立的“上海经济区”，经由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长三角范围的重新确定，年吸收合肥等市，直至年国家发改委颁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后，长三角已由最初个城市扩容到目前的座城市。长三角扩容的发展模式使得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刮起一股“融入长三角”之风，同时也促进了该城市群内部一体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刘乃全和吴友，）。 在去工业化、郊区化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下，城市空间或城市体系的“精明收缩”往往被看作是从扩张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所进行的更有效率的回归。而在当前区际合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下，城市群扩容正在逐渐演变为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调整和一体化融合的重要策略。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作为全球分工体系的基本参与单元，城市群扩容的一体化发展策略是否有利于我国城市深化国际分工合作？能否推进我国城市群进一步扩大开放？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角度出发，以长三角年扩容的政策作为评估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来科学探究城市群扩容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FDI强度所产生的因果效应，以期为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国际资本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述评 区域和城市一体化能够通过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地区间贸易壁垒，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演变，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国外学者大多以欧盟扩容为背景，探究了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劳动力就业的影响。Bass和Brücker（）采用考虑了工资刚性的CGE模型对欧盟东扩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欧盟扩容对于原有成员国和新成员国的GDP、工资和就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Elsner（a，b）认为年欧盟东扩造成的移民浪潮提高了成员国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且移民浪潮改变了人口流入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与上述研究所针对的问题不同，Redding和Sturm（）对二战后德国分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设置的边界造成了联邦德国边境地区市场潜能和经济密度的急剧下降。 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并行不悖的两股发展趋势，区域一体化能够提高单个城市或国家的经济辐射度和产业控制力，推动地区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最终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部分国外学者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欧盟扩容对于欧盟成员国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Brouwer等（）证实了年欧盟扩容对中东欧国家的FDI和贸易流量具有积极效应，并进一步发现加入欧盟后这些国家的FDI和贸易之间存在着正向因果关系;Breuss等（）研究发现结构基金的再分配促进了欧盟新成员国FDI数量增长;Galego等（）、Medve-Bálint（）认为欧盟扩容是中东欧国家近年以来FDI存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Nakamura等（）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检验了加入欧盟对波罗的海地区FDI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加入欧盟后该地区FDI存量的平均水平比加入欧盟前增长了%;Jones等（）研究结果表明欧盟扩容对于FDI强度的影响会受到边境成本的制约，具体而言，较低的边境成本显著提高了FDI强度。 城市群一体化是我国区域和城市一体化合作的主